文/梁君度
我早年曾從事自然博物館的展示設計，後來做展覽供應商。當年設計自然歷史博物館，一直秉持四大宗旨：科學性、知識性、趣味性、互動性。在我看來，博物館從來不是單純陳列標本的場所，而是一間立體、生動的公共課堂。
日前女兒與女婿帶兩位孫輩遠赴湖北博物館，參觀越王勾踐劍，欣賞曾侯乙編鐘。聽到這件事，我內心頗有感觸。書本之上，越王劍、青銅編鐘，僅僅是一行文字、一張插圖；可當孩子親臨展館，隔着玻璃真真切切望見那把歷經兩千餘年依舊寒光凜凜的寶劍，凝望規模宏大、氣勢莊嚴的編鐘，感受便完全不一樣。
紙上得來終覺淺。課本可以講述春秋戰國的故事，講述古國的禮樂，卻無法傳達實物帶來的震撼。一把寶劍，讓孩子看見古人鑄造技藝的巧奪天工；一套編鐘，令他們想像遠古宮廷鐘樂鏗鏘的場景。歷史不再是遙遠陌生的年代數字，而變成可以眼見、可以想像的真實。
憶起二〇〇〇年，我在廣州主辦中國恐龍展。展館門外，有一對夫婦帶著年幼男孩路過，孩子對恐龍充滿嚮往，執意要入場參觀。父母自身毫無興趣，不願陪同，只買一張門票，讓小孩獨自進館觀展。數年之後，二〇〇四年，我赴南太平洋法屬新喀里多尼亞舉辦恐龍展，滿眼所見，大多是父母牽著孩子，一同觀賞化石，一同交流探討。兩種截然不同的畫面，對比之下，令我感慨良多。家長的陪伴，於孩子而言，不僅僅是陪同遊覽，更是心靈層面的共鳴與啟迪。
回想當年何志平先生出任香港民政事務局局長期間，我正於香港籌辦恐龍主題展覽。何局長十分重視科普教育，希望內地可以贈送一具恐龍化石予香港，豐富本港的公共文化資源，讓香港青少年有機會近距離接觸遠古生命遺跡。其後經過好友、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董枝明教授多方奔走溝通，促成雲南省向香港贈送恐龍化石。那具化石，正是出土於雲南世界恐龍谷的祿豐龍，如今長年陳列於香港科學館，成為無數香港兒童認識遠古侏羅紀的重要標本。
再過幾日，我亦將帶領學生走進雲南世界恐龍谷。這一處遺址，我早年便隨董枝明教授到訪過，親身踏足他當年考察、發掘的恐龍化石埋藏地。這裡是世界上恐龍化石埋藏最為豐富的地點之一，億萬年前，數以百計的恐龍在此沉睡，被譽為宏偉的「恐龍墳場」。往日只在教科書裡讀到的侏羅紀世界，就靜靜鋪陳在這片紅土地之上。
此行，我不僅僅是帶孩子參觀博物館、觀賞化石遺跡，更要向年輕一輩講述被譽為「亞洲恐龍王」董枝明教授的一生事蹟。告訴同學們，中國的科學家如何翻山越嶺，風餐露宿，在荒山野嶺之間尋找、發掘、研究恐龍化石。一塊塊殘破的骨骼，經過科學家的手，還原出億萬年前的生命故事。讓孩子知道，我們今天能夠看見這些震撼的遠古遺存，背後是一代代科研人員腳踏實地、鍥而不捨的付出。那一具安家香港科學館的祿豐龍，正是由這片土地出土，牽起內地與香港科普教育的一段珍貴情誼。
站在化石原址面前，和看書、看圖片又是另一番境界。不用背誦地質年代，不必牢記物種名稱，只要看見橫亙大地的骨骼遺跡，學生自會感受滄海桑田、生命興衰的磅礴力量。科學性為骨架，知識性為內涵，趣味性與互動性打開孩子的好奇心，這正是我當年做展覽設計的初心。
不少家長會顧慮，孩子年紀小，看不懂文物，去博物館也是白跑一趟。其實參觀博物館，從來不追求記住多少史實、背熟多少典故。最寶貴的，是喚起心底那份對天地萬物的好奇。孩子或許記不全越王勾踐的傳奇，說不清恐龍生存的地質年代，但是寶劍的寒光、編鐘的雄渾、化石的厚重，還有科學家埋頭田野的故事，都會化作種子，悄悄種進心靈深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