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政者要心懷敬畏而非心存僥倖——這本是最為基本的從政素養，但在治港團隊當中非常缺乏。
Omicron變種病毒帶來的第五波疫情蓄勢待發，全城戰戰兢兢戒備之際，包括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警務處處長蕭澤頤、廉政專員白韞六等在內至少13名高級官員和20名立法會議員，卻沒有遵守特區政府關於「避免參加不戴口罩聚會」的呼籲，竟在周一（1月3日）出席港區人大代表洪為民的百人生日派對。
事件引起社會譁然，也著實令人不解——這些治港者的治理意識到底有多不足，才會對自身的權力和使命毫無敬畏之心、才會對一觸即發的疫情心存僥倖？
經此一疫，香港遲遲未能與內地通關之謎終於解開——連治港精英都未有認真對待特區政府的防疫呼籲，又怎能說服普羅大眾積極配合「疫苗氣泡」等抗疫措施？
「我們再次提醒所有政府同事，Omicron已經進入社區，現時疫情嚴峻，昨天我還形容為一觸即發的狀況，公務員同事或其他政治任命的官員必須嚴守紀律，避免這些聚會，以免為衞生防護中心帶來更大的工作量。」特首林鄭月娥1月6日交代10多名高官出席百人派對來龍去脈時，一再提醒所有官員都應自律。
然而，正是這種過於相信自律的態度，才會促使當局未有致力堵塞抵港檢疫漏洞，導致帶有Omicron變種病毒的國泰航空機組人員引起社區爆發；也正是這些過於依賴自律的政策，才會令治港者的心口不一盡現人前，衍生讓香港蒙羞、讓中央無光的「洪為民生日派對」事件。
（圖源：網絡）
對於治港精英而言，「自律」的前提，必須是他們具備足夠的治理意識——即深切明白自己就是「港人治港」的首要責任主體，被賦予「高度自治」的權力，也肩負「至高無上」的使命，自然就會對這份權力和使命懷有敬畏之心——敬畏授權賦權的人民，時刻以人民利益為依歸，遵循規矩、如履薄冰，畏懼有負人民重托之事；敬畏從事公職的責任，時刻把人民的事當作自己的事，積極投入、盡心盡力，畏懼庸政懶政怠政之事。
可惜，很多治港精英不但沒有敬畏之心，反倒心存僥倖。
以新冠疫情為例，過於寬鬆的入境檢疫措施曾經釀成多次社區爆發，也導致內地當局質疑香港防控成效，遲遲不願開放免檢疫入境政策。
而每一個「寬鬆」的政策背後，都離不開一種「貪方便」、「省麻煩」、「偏商家」、「博一博」的僥倖心理和管理思維——例如直到第三波爆發之前，特區政府仍未要求從疫情嚴竣的海外地區抵港人士進行集中隔離，甚至容許海員和機組人員豁免病毒檢測、自由出入社區
又如是次第五波疫情的出現，就是源於當局為了便利航空公司的營運，甘願賭上疫情重臨的風險，而豁免機組人員進行「強制性」和「閉環式」的集中檢疫，容許他們自律在家隔離，結果有人違反規例外出聚餐，也有人傳染同住家人，社區傳播因而一發不可收拾。
「洪為民生日派對」事件同樣如是。無可否認，「畀面派對」的確是香港特色政商社交文化，而洪為民作為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又是人脈甚廣的前海管理香港事務聯絡官，更是有份選拔治港者的選舉委員會委員之一，生日宴會有逾百人道賀是再自然不過。況且，當時政府亦未收緊社交距離，入場規例也都跟足法律程序。
但問題是，他舉辦生日宴會當天，又一城望月群組已有爆發跡象，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也公開勸喻市民避免參加不戴口罩的社交聚會，坊間氣氛更緊張得一度盛傳港府將會全面封鎖關口及禁止晚市堂食，他卻仍然堅持舉辦存在較高傳播風險的生日派對，而那13名高級官員和20名立法議員也公然漠視當局呼籲，反而把握時機聚會。
（圖源：網絡）
試問，如果這些治港者們能對自身權力和使命懷有敬畏之心，又怎會把個人的社交需求置於社會整體的安全利益之上，又怎麼會把聯誼活動當成工作要務？反之，要不是這些治港者們抱有一種「唔會咁巧」、「無咁黑仔」的僥倖心態，又怎麼看不到頂風作案的事態嚴重？
可悲的是，事件揭發之後，不少治港者對此卻仍後知後覺，甚至試圖為涉事的黨友解畫，反而自暴其短。例如本身是徐英偉「黨友」的民建聯元老兼行政會議成員葉國謙，認為對方無須「下台」問責，因為官員身處其他私人場合同樣存在感染風險，而他若獲邀也會出席派對——可見他仍未意識到公職人員必須以身作則。
又如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陸頌雄，竟然表示「當時天下太平未有爆發風險，正常人都有社交活動，社會不應耗時追究派對事件而忽略堵塞防疫漏洞」——反映他仍未明白到公職人員必須比紙更白。
更加可憐的是，除了疫情之外，這種「心存僥倖」而非「心懷敬畏」的精神面貌，還可見諸於整個治港團隊的治理不善當中，簡直就是某種意義上的「集體腐敗」，導致公權力未能充份發揮作用。
以「特區政府」為例，在香港治理體系當中處於絕對主導地位，主責制定和推動社會的發展規劃、促進和監管市場的有效運作、建立公平又合理的分配機制、提供貼地又高質的公共服務、維護安寧又穩定的社會秩序。
然而，縱觀回歸25年來的治理實踐，當局總讓人質疑它忘卻了本職，有時候甚至根本就不像是個「政府」——
在「自由市場經濟」幾乎失效的時候，它總以「資本主義制度」為由合理化階級的對立和貧富的差距；在社會深陷「選舉迷思」的時候，它又跟著民粹「捨本逐末」，誤把經濟問題當成政治問題，未能透過有效的治理化解各種矛盾。
明明有著富可敵國的錢和行政主導的權，卻總是礙於落後時代的官僚制度而故步自封，甚至從制度的主人淪落成為制度的僕人；明明就是香港的「超級大地主」、擁有絕對的土地發展話語權，也理應承擔公平合理的資源配置，卻總是任由「市場」背後的「資本」喧賓奪主，又對普羅大眾所遭受的不公待遇視而不見。
正因為此，深層結構矛盾才會積重難返，社會發展頹勢才會無法挽回。
眾所周知，特區政府早於2002年由時任行政長官董建華推行俗稱「高官問責制」的「主要官員問責制度」，以加強政治委任官員在特區治理的責任和承擔——按理說，這可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敬畏之心同時消減僥倖心理。
然而，儘管制度列明主要官員需要為重大政策失誤或個人操守問題而下台，但過去19年來只有4名高官因被指犯錯而自動辭職，且自2012年後已經形同虛設——不是沒有官員需要問責，而是沒有官員主動承擔責任。
香港問責文化之所以不成氣候，事源這套政治問責缺乏清楚的制度倫理和具體的問責傳統，導致普羅大眾對「問責」的認知形成兩種誤解——以為問責等同追究責任；以為下台就是問責的必然且唯一結果。
事實上，問責制初衷是要求政治任命官員制訂、解釋和推介政策，以爭取立法會和市民支持，並為失誤承擔責任——可以說，制度重點在於「擔責之後」，即要找出問題本質、吸取教訓、加以改進，而「下台」只是「擔責」的一種表態或開始，並非為了營造「表面上解決了問題」的假象以封住悠悠眾口的終點。
偏偏，大家總是習慣對「問責」和「下台」作出唯一掛鉤，徒使民眾習慣性高呼「換人」，而不再探究問題的真正解決方法；久而久之，社會對問責的認知也愈來愈模糊，甚至偏離問責精神本意——不但難以培養敬畏之心，反而扭曲成為不敢作為的避責行為或躺平作態，簡直「如入無人之境」，就像特區政府一樣，鮮少承認治理錯誤——這很難不讓人懷疑它根本不知自己錯在哪裏，遑論要為任何錯誤承擔責任。
根據《政治委任制度官員守則》，如果政治委任官員涉嫌違反其職責或《守則》內的條文，行政長官會按適當程序進行調查再予以處分，包括警告、公開譴責、停職或免職。如個案涉及主要官員，行政長官可向中央人民政府建議把有關官員停職或免職。
若要重建治港者的治理意識，就應該從常懷敬畏之心開始、從摒棄僥倖心態開始、從改造問責文化開始——該道歉的道歉，該下台的下台，該解決的解決——然後專心致志防控疫情、集中資源推動治理改革，莫再蹉跎香港歲月！
來源：香港01
編輯：牧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