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趙覺珵 林小藝 龐越
1971年11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旗首次在聯合國總部升旗。在不久前的10月25日，聯合國大會以76票贊成、35票反對、17票棄權的壓倒性多數通過第2758號決議，決定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一切權利，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代表是中國在聯合國的唯一合法代表。
同年11月, 中華人民共和國首個聯合國代表團啟程前往紐約，其中包括後來成為外交部副部長、中英香港問題談判中國代表團團長、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的周南。從1971年至1981年，周南作為中國第一批駐聯合國外交官在紐約工作了十年。
他在近日接受《環球時報》記者專訪時回憶稱，中國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是國際局勢變化、民族獨立運動形成浪潮的大背景所推動的，而中國重返聯合國又為國際社會維護和平與正義、反對霸權主義作出了貢獻。周南說，中國已經是是聯合國的主要支持者，未來中國與聯合國的合作“前途無限光明”。
周南近日在北京接受《環球時報》記者專訪
環球時報：請您回憶一下，1971年得到中國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時的場景。
周南：當年中國能夠恢復聯合國的合法席位，有兩個沒有料到：美國人沒有料到，我們也沒有料到。
美國人當時的想法是能拖一年就拖一年。基辛格（1971年10月訪華）臨走的時候說，今年你們進不了（聯合國），明年有可能。他的意思是能拖一年是一年，但也知道拖不了很久。
其實我們自己也沒有料到。毛主席在聯合國代表團臨走前和喬冠華等人說，“今年有兩大勝利，一個是林彪自我毀滅，一個是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這兩大勝利，我都沒有料到。”
當時我們看電視，聯合國大會恢復中國合法席位的第一個投票是打破所謂“重要議題”。把恢復中國合法席位的議題作為“重要議題”是美國和日本耍的花招，如果通過了，那麼需要2/3的同意票才能恢復中國的合法席位。
提出“重要議題”主要因為1/2擋不住了，即使是2/3，（美國的）支持者也一年年減少，反對者不斷增加。一旦打破2/3，恢復中國合法席位的投票只需要1/2就可以了。所以最後的投票一通過，全場沸騰。亞非國家的代表都歡呼、鼓掌，最突出的就是坦尚尼亞代表薩利姆。
我們和薩利姆很熟，他曾經當過駐華大使，當時是坦尚尼亞常駐聯合國代表，他還做過坦尚尼亞外長和總理，對中國感情很深厚。在錄影裡，薩利姆當時跳得比較高，手舞足蹈，美國媒體說他是在會場裡跳舞，對他恨之入骨。
我最近看到了一段採訪，有記者問薩利姆，西方媒體說你當時跳舞了。薩利姆說：“跳了又怎麼樣？如果有機會我還要跳。遺憾的是當時沒有非洲的腰鼓隊請來伴奏。”他果然是硬漢子、真朋友。
環球時報：您也提到，中國能夠在1971年恢復聯合國的合法席位是很多人沒有料到的。回過頭看，為什麼轉折發生在1971年？
周南：尼克森訪華臨走時曾說自己7天的訪問改變了世界。毛主席說：“是他改變了世界嗎？我看是世界改變了他。”
中國首個聯合國代表團團長喬冠華（左二）“偶遇”時任美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布希（右一）。圖中左四為周南
那時世界格局發生了哪些變化改變了尼克森和聯合國呢？ 一個是我們“兩彈一星”上天了，實力上升。還有一個是我們多年來支持這些“窮哥們”的民族獨立運動。他們一個個都獨立了，很感謝我們。
隨著國際形勢的發展，特別是第三世界國家的民族獨立運動潮流越來越厲害。1955年的萬隆會議之後，亞非，特別是非洲的民族獨立運動發展迅猛。聯合國的成分也在變化。
上世紀50年代，聯合國剛成立不久，還受到美國控制。當時聯合國中沒有多少國家，除了美國歐洲等站一起的，還有就是他們能夠控制的拉丁美洲，以及零星的亞洲國家。
後來非洲國家紛紛獨立，聯合國增加了一大批成員。新加入的這些非洲“窮哥們”一般都是擁護我們的，所以美國控制聯合國越來越困難的。毛主席講，主要是發展中國家這些“窮哥們”，特別是非洲國家把我們抬進去（聯合國）的。
還有一點就是會議期間傳來了基辛格秘密訪華和尼克森也要訪華的消息，原來聽美國指揮的一些國家覺悟了：原來你讓我們當炮灰，你們自己卻偷偷地去和中國“擁抱”，這種“壞人”我們不當，他們紛紛改變了投票態度。
環球時報：中國在1971年恢復聯合國的合法席位有著怎樣的重要意義，為當時的國際形勢帶來了怎樣的影響？
周南：世界形勢的改變、世界格局的改變，幫助我們恢復了聯合國席位。而我們恢復席位以後，聯合不結盟運動、77國集團等國家，高舉反對殖民主義，霸權主義旗幟，支持民族獨立運動和發展民族經濟。結成廣泛的反殖反霸統一戰線，大長第三世界國家志氣，遏制霸權主義威風，從而推動世界局勢向更有利於第三世界國家的方向發展。
我們和第三世界國家說，我們的否決權不只是屬於我們，也屬於你們。需要的時候，我們投你們的票。
周南（前排）在聯合國出席會議
一個突出的例子是聯合國秘書長改選，我們和第三世界國家支持的候選人是坦尚尼亞的薩利姆。對薩利姆“跳舞”事件懷恨在心的美國人堅決反對，並提出了他們的候選人。我們提一次他否決一次，他們提一次我們否決一次，形成雙方的否決戰。
當時在安理會，我們和美國的座位離得比較近。美國的一個參贊問我，你們要否決到什麼時候？我回答說，你們否決薩利姆的一天，我們也否決你們一天。我們會奉陪到底。這件事就僵持住了，後來，一些中立國家開始進行斡旋，提出德奎利亞爾作為秘書長人選。對於來自秘魯的德奎利亞爾，兩方面都可以接受，問題才得到解決。
所以我們的否決權是為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服務的。
這其中是辯證的。國際形勢的變化促使中國恢復聯合國席位，中國的加入又反過來大大增加了第三世界國家的實力和士氣，給不結盟國家、發展中國家撐腰，促進世界形勢進一步變化。
整個上世紀70年代，聯合國是紅紅火火。甚至應非洲國家要求，安理會搬到非洲國家開了一次會，專門在現場支持非洲國家民族獨立。又在巴拿馬專門開了一次會，支持巴拿馬從美國手中收回巴拿馬運河主權。
環球時報：您在聯合國工作了十年（1971-1981），有哪些事件令您記憶深刻？
周南：代表團（1971年11月）到了紐約，美國群眾和媒體對我們的關注鋪天蓋地而來，代表團一點小事都能上報紙。還有各地的美國大學生到紐約我們住的羅斯福旅館，展示Model UN（模擬聯合國）。
11月1日，聯合國大樓外的五星紅旗
我在聯合國工作時，經常遇到發展中國家的提案在安理會被否決，但他們還是要提交到大會表決，在那裡往往都取得壓倒性多數支持。雖然大會決議沒有法律約束力，但製造輿論方面是有作用的，很多發展中國家都慣用這種辦法。
我剛到聯合國時，老布希是美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後來是斯卡利，再之後是莫尼汗。有一次美國在安理會反對的決議在大會通過了，莫尼汗氣急敗壞地在大庭廣眾之下大聲吼叫，“這是多數的暴政（tyranny of the majority）”。
美國在聯合國也有占多數的時候，那時這就是“民主”“少數服從多數”。現在掌握不了多數，就說是多數人的“暴政”。這種自相矛盾的事情多了。
在聯合國混熟之後，我也會和一些國家的代表私下開玩笑。有一次非洲國家發起提案，反對種族壓迫，支持民族獨立。美國當然是反對的，英國也跟著反對。我和當時英國的代表開玩笑說，你們大英帝國怎麼總是跟在美國屁股後面。他說了真話：你是不知道，我們英國在南非有大量的投資，我們怎麼好自己反對自己呢。這說明了什麼（他們口中的）“民主、自由、人權、正義”都是虛偽的。
更明顯的例子是伊拉克戰爭。美國當時努力說服安理會的盟友來支持他。剛剛去世的美國前國務卿鮑威爾到聯合國安理會，說調查到伊拉克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要求聯合國採取行動，還放了幻燈片，但法國等國都不支持，美國就單幹。沒有安理會的授權，這（伊拉克戰爭）本身就是非法的。
對於美國而言，在掌握多數的時候儘量利用聯合國，掌握不了的時候就採取消極態度，再不行就退出，或者拖延、甚至不給會費、耍賴。美國拖欠的聯合國會費是最多的，前總統特朗普還直接退出了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拜登當選總統之後又覺得不對頭，又重新加入，以便從內部搗亂。
環球時報：您對未來中國與聯合國的合作有怎樣的期待？
周南：未來還是要靠國家力量的進一步發展，我們的影響力才會更大。現在中國是聯合國的主要支持者。我們支持聯合國，維護聯合國憲章，支持聯合國的權威，奉行多邊主義，不搞單邊主義，維和國際和平和正義。總之，得道多助，認真落實習主席講話中提出的各項任務，就會無往而不勝。
我們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聯合國也是一個平台。可以說，前途無限光明。
來源：環球網
編輯：故箏
審校：牧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