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雍年記》五十三:春節終結

2022 年 05 月 21 日   閱讀量:2.31萬+

文 | 張達

 

二零二零年二月一日:歷史的教訓

星期六,大年初八。據說,高雍寨有一人被隔離。她嫁到外地,而從外地回來過年,有接觸病毒的可能,就被村民隔離在一棟民房中。

昨天下午,我們報社的記者去了醫院的疫區採訪。我沒去,不敢去。偶爾對年輕記者嘮叨什麼及時記錄、有所發現、最後一分鐘要回頭看一眼新聞現場的我,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卡爾·波普爾在《歷史的教訓》訪談中曾說:“我覺得犧牲自己、讓自己冒生命的危險,這沒問題;但是,我們是在鼓動別人置身險地,甚至被人槍殺,我們沒有這種權力。”

——我只在心里默默希望他們安全,聞著報社大樓消毒液的味道,怕死地躲在辦公室,寫這些可恥的文字。

目前,在這場抗擊肺炎疫情的過程中,似乎還沒有類似二零零三年抗擊非典時,記者憑藉智慧與勇氣沖進病毒區採訪,發出深度報導。

作為同行,慚愧之餘,也感到難過。

為什麼呢?因為如我這般想做深度報導的記者,多是傳統媒體的記者,紙質媒體的文字記者,五六年來,幾乎被新媒體的圖像、視頻與直播等傳播方式給拋棄,早已被革了命,多是被歧視為落伍者的恥辱,似狂風掃落葉,多數凋零,遍體鱗傷,流離失所,畢竟紙質與文字少了讀者,失去魅力。

就我而言,偶爾想提起精神往前沖,跑到新聞現場,卻早已力不從心,缺乏奮不顧身的智慧,沒了視死如歸的勇氣,追求真相的激情。多是落寞的頹唐,禿頂的蒼老,雖然常說此心光明,用王陽明先生的知行合一來自我修養,但也常常我心陰暗,知與行分離。

十多年前,還有初生牛犢不怕虎的無畏與膽量,可惜少了智慧,所謂有勇無謀;十多年後,似乎學會思考、觀察,懂得採訪與表述,卻沒了當初的勇氣,所謂無勇有謀,遺憾的是,謀的卻是如何苟且偷生,如何明哲保身,如何貪生怕死,便只有干癟地唉聲歎氣,寫些不痛不癢的文字。

這也該是自我通往被病毒奴役之路吧:資訊氾濫成災,好的新聞卻銷聲匿跡。這也該是這場瘟疫帶來的災禍。

卡爾·波普爾曾說,傳播暴力與擴散邪惡的電視和它帶來的惡果,加速了人類道德的沒落。

談了二十世紀的戰爭、殺害、屠戮、侵犯和核武器的教訓,波普爾若活到現在,對於電腦、手機帶來的惡果,又會說些什麼教訓呢?應該不只是道德墮落吧。

一九八九年,他在一篇《自由與知識份子的責任》演講中,說:“每一種動物、每一種植物,甚至每一種細菌,都會影響一個族類的生活環境。也許我們的影響力比以前是強得多了,但是,任何一種新的細菌,一種新的病毒或是細菌的流行病,可能就會在幾年之內讓人類絕種。”(《二十世紀的教訓》,王淩宵 譯)

那好吧,順著他的這個“教訓”,讓我代替他回答:二十一世紀的教訓,是人與人相互傳染病毒,自相殘殺。如果說,二十世紀的教訓是:如何避免戰爭,那麼,二十一世紀的教訓該是:如何避免病毒。

揮別高雍寨(舊貌)

二零二零年二月二日:治癒患者

星期天,大年初九。貴州省治癒出院兩例。

在網上看到一位老人死在武漢街頭,帶著口罩,僵硬地躺著,散發著空蕩蕩的悲戚,留下孤零零的死寂。悲哉。

或許有些緊張,略微恐慌,精神恍惚,我的視力有些下降,眼前偶爾一片模糊,定定神,眨眨眼,才看清一些東西。

這個春節本來計畫閱讀王陽明的《傳習錄》、徐複觀的《中國藝術精神》,但都沒有閱讀。

從高雍寨回到D市後,因為疫情的災難,才莫名其妙地讀《二十世紀的教訓——卡爾·波普爾訪談演講錄》(中信出版社,王淩宵 譯)。

而非常奇詭,劃在書頁上的藍色墨水,十幾分鐘後,就消失了。我以為見鬼了,剛剛寫下的讀後感,剛剛在字里行間劃下的線條,怎麼突然就不見了,無影無蹤了呢?我懷疑自己讀的不是同一本書,而反復觀察,才發現筆尖劃下的痕跡還在,隱隱約約,只是藍色的顏色消失了。

什麼原因呢?難道是新型冠狀病毒的侵蝕?在化解、消滅與吞噬這些用水性筆書寫的藍色線條與文字嗎?或是彌漫在空氣中的消毒液?

春節結束,“年”已過完,對以上日記略微修改後,也不再記錄,雖然病毒依舊甚囂塵上,瘟疫還在奪走人命,戰疫還在繼續,但日記只是個人的角度與情感,難以承載疫情帶來的災難,祭奠亡靈。

【作者】:張達,記者、讀者、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