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張達
二零二零年二月一日：歷史的教訓
星期六，大年初八。據說，高雍寨有一人被隔離。她嫁到外地，而從外地回來過年，有接觸病毒的可能，就被村民隔離在一棟民房中。
昨天下午，我們報社的記者去了醫院的疫區採訪。我沒去，不敢去。偶爾對年輕記者嘮叨什麼及時記錄、有所發現、最後一分鐘要回頭看一眼新聞現場的我，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卡爾·波普爾在《歷史的教訓》訪談中曾說：“我覺得犧牲自己、讓自己冒生命的危險，這沒問題；但是，我們是在鼓動別人置身險地，甚至被人槍殺，我們沒有這種權力。”
——我只在心里默默希望他們安全，聞著報社大樓消毒液的味道，怕死地躲在辦公室，寫這些可恥的文字。
目前，在這場抗擊肺炎疫情的過程中，似乎還沒有類似二零零三年抗擊非典時，記者憑藉智慧與勇氣沖進病毒區採訪，發出深度報導。
作為同行，慚愧之餘，也感到難過。
為什麼呢？因為如我這般想做深度報導的記者，多是傳統媒體的記者，紙質媒體的文字記者，五六年來，幾乎被新媒體的圖像、視頻與直播等傳播方式給拋棄，早已被革了命，多是被歧視為落伍者的恥辱，似狂風掃落葉，多數凋零，遍體鱗傷，流離失所，畢竟紙質與文字少了讀者，失去魅力。
就我而言，偶爾想提起精神往前沖，跑到新聞現場，卻早已力不從心，缺乏奮不顧身的智慧，沒了視死如歸的勇氣，追求真相的激情。多是落寞的頹唐，禿頂的蒼老，雖然常說此心光明，用王陽明先生的知行合一來自我修養，但也常常我心陰暗，知與行分離。
十多年前，還有初生牛犢不怕虎的無畏與膽量，可惜少了智慧，所謂有勇無謀；十多年後，似乎學會思考、觀察，懂得採訪與表述，卻沒了當初的勇氣，所謂無勇有謀，遺憾的是，謀的卻是如何苟且偷生，如何明哲保身，如何貪生怕死，便只有干癟地唉聲歎氣，寫些不痛不癢的文字。
這也該是自我通往被病毒奴役之路吧：資訊氾濫成災，好的新聞卻銷聲匿跡。這也該是這場瘟疫帶來的災禍。
卡爾·波普爾曾說，傳播暴力與擴散邪惡的電視和它帶來的惡果，加速了人類道德的沒落。
談了二十世紀的戰爭、殺害、屠戮、侵犯和核武器的教訓，波普爾若活到現在，對於電腦、手機帶來的惡果，又會說些什麼教訓呢？應該不只是道德墮落吧。
一九八九年，他在一篇《自由與知識份子的責任》演講中，說：“每一種動物、每一種植物，甚至每一種細菌，都會影響一個族類的生活環境。也許我們的影響力比以前是強得多了，但是，任何一種新的細菌，一種新的病毒或是細菌的流行病，可能就會在幾年之內讓人類絕種。”（《二十世紀的教訓》，王淩宵 譯）
那好吧，順著他的這個“教訓”，讓我代替他回答：二十一世紀的教訓，是人與人相互傳染病毒，自相殘殺。如果說，二十世紀的教訓是：如何避免戰爭，那麼，二十一世紀的教訓該是：如何避免病毒。
揮別高雍寨（舊貌）
二零二零年二月二日：治癒患者
星期天，大年初九。貴州省治癒出院兩例。
在網上看到一位老人死在武漢街頭，帶著口罩，僵硬地躺著，散發著空蕩蕩的悲戚，留下孤零零的死寂。悲哉。
或許有些緊張，略微恐慌，精神恍惚，我的視力有些下降，眼前偶爾一片模糊，定定神，眨眨眼，才看清一些東西。
這個春節本來計畫閱讀王陽明的《傳習錄》、徐複觀的《中國藝術精神》，但都沒有閱讀。
從高雍寨回到D市後，因為疫情的災難，才莫名其妙地讀《二十世紀的教訓——卡爾·波普爾訪談演講錄》（中信出版社，王淩宵 譯）。
而非常奇詭，劃在書頁上的藍色墨水，十幾分鐘後，就消失了。我以為見鬼了，剛剛寫下的讀後感，剛剛在字里行間劃下的線條，怎麼突然就不見了，無影無蹤了呢？我懷疑自己讀的不是同一本書，而反復觀察，才發現筆尖劃下的痕跡還在，隱隱約約，只是藍色的顏色消失了。
什麼原因呢？難道是新型冠狀病毒的侵蝕？在化解、消滅與吞噬這些用水性筆書寫的藍色線條與文字嗎？或是彌漫在空氣中的消毒液？
春節結束，“年”已過完，對以上日記略微修改後，也不再記錄，雖然病毒依舊甚囂塵上，瘟疫還在奪走人命，戰疫還在繼續，但日記只是個人的角度與情感，難以承載疫情帶來的災難，祭奠亡靈。
【作者】：張達，記者、讀者、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