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6日，由紫荊文化集團主辦的“紫荊文化國際論壇——‘一國兩制’的成就與展望”在香港君悅酒店舉行。論壇會期一天，上午舉行開幕式及主旨演講，下午舉辦主題論壇和分論壇。在主題論壇上，北京理工大學法學院教授、英國阿伯丁大學法學院前教授安東尼·卡蒂發表演講：
作為一名學者，我期望以這場簡短演講表明，歐洲學者，可能還有美國學者，但特別是歐洲學者，他們對香港的誤解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無視中國香港頒布香港國安法和新選舉法例的歷史過程。在演講開始前需要明確指出，他們如此無視的原因是，歐洲人特別是英國人，顯然未有正視殖民歷史和19世紀的種族帝國主義的全部影響。我這一簡短觀點基於一位名叫瑪麗-弗朗索瓦‧雷納德（Mary-Françoise Renard）的女士在2022年5月的法國《外交世界》月刊（Le Monde Diplomatique）發表的一篇文章。我認為，理解這種偏見的本質具有極大的必要性，同時中國學者需要以一種引起公眾普遍關注的方式以作出系統回應。
因此，媒體可發揮重要作用，但必須以嚴肅的學術研究為主導。僅僅說中國外交部有足夠理由反對，不得干涉香港內部事務，中國最清楚他們在香港該做什麼——是遠遠不夠的。我的意思是，我同意這一點，但他們並不會在爭論中獲勝。所以，雷納德女士發表的文章，基本上是關於北京如何“同化”香港，並“有效廢除”了“兩制”。我在這裡想指出的不是她對中國使用的非常討厭的言辭，而是她在歷史論述中缺少的元素。
她聲稱2014年北京拒絕履行普選行政長官的承諾，因而引發多起示威遊行，因為這是2007年起便已許下的承諾——這一觀點令人震驚。但她沒有提到的是，香港特區政府提出的普選法案是被立法會的“泛民”否決，而使普選無法實現。否決該法案的是立法會中的“泛民”，而非來自北京，北京並沒有放棄普選的任何可能性。
她說，2020年6月實施香港國安法後，大批“民主捍衛者”開始被捕，這些人被稱為廣義上的“民主捍衛者”。然而她的文章對這些所謂“民主捍衛者”何以被捕，並沒有進行法律依據上的考察。儘管香港終審法院退休法官、英國人烈顯倫（Henry Litton）指出，這些人因觸犯法律而被捕，就法治而言，對這些人的審判是完全正確的做法。但雷納德女士不需要學習，也不需要知道。更嚴重的是，她沒有提到從2019年7月開始一直持續到12月的極端而大規模的政治暴力，破壞大學校園、公共交通、商業中心，還試圖破壞警察的私人住宅、襲擊警察家屬。雷納德女士基本上沒有嘗試描述2019年實際發生的事情。我可以保證，這是當時西方媒體的普遍做法。沒有人試圖去從事如此大規模的暴力行為，這確實會產生一種假設——肯定有外國後援——否則怎麼可能發生？但我無法驗證，只是一個假設而已。
最後，她反對香港國安法允許中國法院干預香港涉及國家安全的事務，也就是說，只要香港市民看似與外國勢力勾結即可干預。她特別提到2021年《蘋果日報》的關閉和黎智英被捕，我在香港時也了解並見過黎智英。但雷納德女士沒有提到黎智英在華盛頓電視轉播節目中作為嘉賓（所談論的內容），甚至是在白宮，他與國務卿蓬佩奧討論美國如何幫助香港的“民主人士”。這可能是一條模棱兩可的新聞信息，但作者根本沒有討論這樣一個事實，就是李柱銘建（民主）黨以來，“泛民”領導人一直認為對中央施壓的最佳策略是引入並呼籲西方大國進行干預。所以，這並不是對香港正在發生的事情進行的嚴肅學術描述。另一方面，在歐洲最嚴肅的學術月刊之一——《外交世界》上進行全面報道，翻譯成各種不同的語言，肯定也被廣大的政治家和公眾人物閱讀，這完全是一種誤導。這種情形可以用一種推測理解，一種對作者更寬容的理解——雷納德女士主要是一位經濟史學家，當她談大灣區經濟一體化時，她會很有見地，但當她談論政治局勢時，文中的問題則非常嚴重。歐洲議會不打算核准歐盟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歐洲理事會（European Council）與中國達成全面投資協定的眾多理由之一就是——港人權利被侵犯。
因此，這種大規模的錯誤信息嚴重影響歐中關係。在我看來，中國（社會）科學院和其他研究中心，如香港和澳門、深圳和北京的研究中心，他們確實需要系統追蹤並詳盡回應這些錯誤，這一點至關重要。我們可以推測這些錯誤信息的原因，但基本上在這裡可以提出最後一點——依據現已退休的終審法院英籍法官烈顯倫所說，戴耀廷與受《蘋果日報》慫恿的“泛民”對2020年9月立法會選舉的意圖是，利用立法會破壞行政機關並在香港製造混亂。我想說的是，西方不理解這一切，不理解中國在竭力維持香港“一國兩制”時所面臨的嚴重困境，不理解兩種制度的運行，而且存在如此多的惡意。
當然，每個故事都有兩面，也有“泛民”的一面。我不反對他們站在自己的立場上，但我的意思是，我在這裡強調的另一面，在西方媒體相當豐富的中國報道中，沒有一家認真考慮過。2022年5月這家頂尖西方媒體的案例，說明這種偏見實實在在地發生著。這種偏見仍在繼續。鑑於歐洲人對中國的持續譴責，人們不禁要問，難道沒有什麼辦法可以應對此問題？我不會低估其中的困難程度，我認為這種偏見的原因可以追溯到歐洲人無法面對和認識到19世紀對華關係史的本質。
在我看來，這些偏見沒有改變。作為國際法史教授，我研究了19世紀歐洲列強對待中國歷史的外交檔案，我發現在歐洲或美國找不到任何要發表這些內容的學術期刊。歐洲存在非常嚴重的心理障礙，在知識文化的表象下有相當黑暗的偏見。中國有著與歐洲發展積極關係的雄心，因此必須直接面對這種偏見。
以上是我基於自己的專業經驗作出的一點分享，非常感謝各位的聆聽！
來源：紫荊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