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這兩年有了香港國安法，但是西方媒體或外國政客都沒有放過我們，每次都是抹黑我們。這幾年其實看得很清楚了，所有地緣政治衝突，都是向著壓制中國來的。
– 人不能來，企業要走，我擔心香港會失去我們的國際地位。
– 如果因為受到批評、有負面的看法，就不做這件事，香港就失去了太多的機會。
– 我42年來沒有一刻，真的沒有一刻，覺得當時做錯了，也沒有一刻，覺得自己是沒有能力的。
回顧2019修例風波
“‘一國兩制’行穩致遠
這個過程可能難以避免”
吳小莉：您曾經說，在您的任內能夠實施《國安法》是您的驕傲，但是您說在香港要實施《國安法》其實有很多困難。
林鄭月娥：首次要進行立法的時候是2003年，因為有很多人反對，失敗了。從那個時候開始，有關國家安全立法的工作就被妖魔化了。所以你看，幾屆政府對這個議題都最好不提。很多傳媒都常常會問特首、司長、局長，你任內要不要進行基本法23條的立法？我看到的答復一般都是比較模糊的，包括我本人剛上任的時候，也是比較模糊一點。但是到了2019年，發生了這麼大的暴亂，而且非常明顯有一些勢力利用香港來進行危害國家安全的活動。
老實說，你3、4年前在香港談外部勢力，可能很多人都不相信，很多官員也不認同。有的事情還是要經過很強烈的過程，我們才提升了認知。
這幾年其實看得很清楚了，所有地緣政治衝突，都是向著壓制中國來的。只要這件事，有人覺得可以發揮成一件更大的事情，它都會有這種反應。所以回顧這一段歷程，我都說是一個很傷痛的過程，但是要讓“一國兩制”行穩致遠，要保障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這件事可能是無可避免的。
人不能來，企業要走
“我擔心香港會失去國際地位”
吳小莉：您提到，香港必須要重新對全球開放，您是看到了什麼？發生了什麼？
林鄭月娥：過去兩年半，整個航空事業都受到很大的衝擊，不單是香港，但是為什麼過去幾個月，這個議題變得這麼嚴重？就是因為其它地方已經開放了。奧密克戎的傳播力是很強的，不過病症很輕微，大部分人沒有病症，也不需要進醫院，所以其它國家在平衡經濟、民生的需要之後，他們就逐步開放。那麼這對香港來說就沒了優勢。但是目前來說，我覺得還是可以接受，但是再過一段時間，可能就會出現很大的困難。
吳小莉：如果再不對全球開放的話，您最擔心的是什麼？
林鄭月娥：我擔心香港會失去我們的國際地位，人不能來，企業要走，香港的國際地位肯定要受到影響。
首先，我必須要說明，在“一國兩制”下，香港在公共衛生的領域是有高度自治權的，中央、衛健委有給我們意見，也派專家來協助我們，但從來沒有要求香港做什麼事情。我們的企業、居民跟內地的關係都非常緊密，我們做防控政策的時候，不能不評估對於香港經濟的影響，不能不關注香港居民能不能接受。所以每一次決定都是非常困難，但是也只有我作為特區的首長能做這個決定。
任內最後一份《施政報告》
提出政府架構重組
為什麼不早做？
2021年10月，林鄭月娥在《施政報告》中提出特區政府架構重組。包括設立文化體育及旅遊局、重組民政事務局為青年及地區事務局等。
吳小莉：您提出政府架構重組，是什麼樣的契機和時機，讓您覺得需要做這樣的重組？
林鄭月娥：我們的政府架構必須要與時並進。比如這幾年，我們有了這麼好的西九文化區，有很多文化保育的項目，但是都沒有一個文化局，有人說，你的名都不正，那事怎麼會順利呢？所以要成立一個文化局，其實在香港長期有一個共識的。
好了，那如果你問我為什麼你當行政長官的時候，你都不做這件事？因為不能做。每一次政府架構重整都是需要立法會的通過，我的上一任行政長官，他當選後也嘗試了兩個月，都不能通過。我明知道我當時面對的政治環境比他還要差，因為經過了2016年的立法會選舉，我們建制派的席位又減少了，反對的力量在立法會增加了。要是明知不能做成的事，我是不會做的。
但是到了去年，中央為我們完善了選舉制度，現在的立法會是愛國者治港，這樣的環境下，這件事就能做了。做成之後，無論之後的行政長官是誰，我都願意做。
五年特首生涯
最大的收穫是什麼？
吳小莉：做特首這五年，您覺得最大的收穫是什麼？
林鄭月娥：最大的收穫是對“一國兩制”有了很深入的掌握。當然，我不能說我們不理解“一國兩制”、不熟悉基本法，但是沒有經過這個階段，你很難明白，其實基本法每一個條文，都是充滿智慧的。要是我們用得好，香港的前途就非常好，但要是我們錯誤地理解了，問題就會很大。
我覺得回歸後有一段很長的時間，都存在錯誤的理解，好像“一國兩制”是平等的，其實它不是平等的。
我上任的時候，國家主席習近平來到香港視察，為我們監誓。當時習主席的重要講話，就把“一國兩制”的內涵、把什麼是紅線，講得很清楚。現在看回頭，我當特首的頭一年多，沒有學好這個深層的意義，還是要經過這麼大的困難，有了親身體會，才覺得習主席一開始已經給了我們非常清楚的指導，只要按照這個做，香港還是國家裡面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寄望下屆政府“不怕鬥爭”
“鬥爭是為了保護自己”
“西方沒有放過我們”
吳小莉：您曾經說，寄望下屆政府勇於鬥爭，講事實、講清楚，採取應該採取的行動，為什麼會這麼說？
林鄭月娥：我的說法是要“不怕鬥爭”。其實到目前為止，我都不是一個善於鬥爭或喜歡鬥爭的人，能包容的，我還是選擇包容。但是我為什麼會寄語下一屆政府的主要官員，要不怕鬥爭？因為香港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地方，有的事不是你可以迴避的。
比如國家安全受到危害，這兩年有了香港國安法，但是西方媒體或是外國政府、政客都沒有放過我們，每次都是抹黑我們，像什麼到國會提交一個報告、一個評估，說香港已經沒有人權自由。對於這種事情，也是需要有一個鬥爭的心態，我們要展示理由和證據，比如要指出其它國家都有《國安法》，其它國家的《國安法》是怎麼樣的，我們必須要基於這個基礎，去反駁。這也是一種心態上的鬥爭，鬥爭是為了保護我們自己，尤其是在“一國兩制”下香港的憲制秩序，所以必須要不怕。
“如果有負面評價就不做
香港會失去很多機會”
吳小莉：您會關注民意或其他議員對您的評價嗎？
林鄭月娥：我做了這麼久的政府工作，我都比較能夠接受批評，肯定不會為了爭取民意，去做一些我覺得不應該做的事情。但是，有的人會覺得我不太聽其他人意見，我看我最大的問題就是我太熟悉這個議題。
因為我做政府工作，每一個崗位我都做了，而且我做事情是看得很細的。一般大家都說，很多數字資料，林太可以隨便講出來。所以有時候到議會或是在討論的過程中，有人講了一個意見，我不是不聽，是我覺得他講的基礎不完全正確，我就要提出其實這個政策的基礎是什麼，目的是什麼，它有什麼根據，它曾經出現過什麼問題，有什麼數字。可能有的人聽了就覺得，你都不聽我的意見，你就講自己的事，就給了別人這個感覺。
我從大學畢業就加入政府，現在有42個年頭了，要是沒有這一份使命感，你很難在政府裡面有創新、有突破。你每次做一些比較創新的政策或重要的項目，也可能會出現別人的批評和負面的看法，所以必須要有這個使命感：我做這件事，我有信念，這件事是為香港好，儘管有些人沒有看到，但是最終他是會看到的。
我們現在這個歷史活化項目“大館”，是一個文化藝術的中心，我們最早提出的時候都受到反對，附近的居民反對，有些文物保育團體也反對；2016年12月，我在北京故宮公佈啟動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也是有反對，對我有批評。但是如果政府官員覺得，凡是有很難的事會受到批評、有負面的看法，就不做，香港就失去了太多的機會。我愛這個地方，我希望為這個地方爭取每一個可以爭取的項目或政策。
“42年來沒有一刻，
覺得自己做錯了”
吳小莉：42年政府生涯，您覺得算是完成您的初衷了嗎？
林鄭月娥：在每一個階段，都有新的動力鼓勵我，繼續尋找最好的機會來滿足我的初心，就是要把香港的社會改變過來，希望香港是一個更和諧、更平等、更安定、更繁榮的地方。
所以我42年來沒有一刻，真的沒有一刻，覺得當時做錯了；也沒有一刻，覺得自己是沒有能力的。我覺得在每一個工作崗位都可以有能力，都可以發揮，不需要一定做特首。但是當了特首，責任當然更加大。所以現在有人問我的感受，我永遠都是這四個字——如釋重負，因為特首的擔子真的不簡單。
來源：鳳凰衛視
編輯：魏雅欣
審校：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