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趙大海（亞洲社會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
2025年3月，李嘉誠旗下的長江和記實業宣佈以177億美元的價格，將除中國大陸和香港外的全球43個港口資產出售給美國貝萊德財團，其中包括巴拿馬運河兩端的關鍵港口。這一交易不僅創下近年港口業最大並購紀錄，更因涉及中美地緣博弈、全球貿易格局變遷等議題，引發廣泛爭議。輿論焦點集中在：這是否為單純商業決策？出售行為是否損害中國利益？李嘉誠的“撤退”是否預示全球經濟風險加劇？筆者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解讀與分析：
一、本次港口交易從商業角度到底是不是個好生意？
從財務角度看，此次交易是典型的“高位套現”。交易估值達228億美元，市盈率約24倍，遠超港口行業平均水準（約12-15倍），且長和預計淨收益可觀，顯著優化其資產負債率（從23.6%降至18%以下）。此外，巴拿馬港口雖具戰略價值，但其在長和總利潤占比不足1%，而中國內地及香港港口貢獻60%利潤，出售非核心資產符合商業邏輯。溢價收購與特朗普政府施壓巴拿馬的政治背景迭加，促使李嘉誠選擇“落袋為安”，從價格方面來看，該交易屬於純粹的“好生意”。
二、李嘉誠預判風險與趨勢的商業敏銳度如何？
李嘉誠能有李超人之稱，非浪得虛名，他素有“不賺最後一個銅板”的避險哲學及超乎常人的預判能力（當然，這與其有獨特的情報來源和分析能力有關）。2015年在中國地產業野蠻瘋狂生長之際，李嘉誠竟然大量拋售中國內地房產，當時國內輿論甚至叫囂“別讓李嘉誠跑了”的言論，甚至上崗上線將其稱為“賣國賊”，實際上李嘉誠只是單純從財務及市場狀況，預判到後續的風險，在李嘉誠撤出大陸地產業務後兩年，地產界的“三好學生”萬科才後知後覺地（在內地行業內第一個）提出“活下去”口號，彼時，眾多政商大佬還覺得危言損聽，只是基於萬科的身份，民眾及相關機構不便上綱上線，換成外資或民企，極可能扣上“發佈影響市場信心的不當言論” （類似國內某為品牌誰也不敢說半個不字一般）。從這一案例，我們可以瞭解到李嘉誠對市場風險的預判能力。回到此次交易，李嘉誠所預判的風險為近年全球貿易增速放緩（2023年海運增長僅2.5%）、逆全球化趨勢（區域化貿易占比上升）及地緣政治風險（特朗普威脅“奪回運河”）迭加，港口業務長期收益不確定性增加，及時退出是理性選擇，也是李嘉誠一貫策略延續。
三、促使李嘉誠出售全球港口業務的動因
除了交易的高溢價財務因素外，以下兩大結構性趨勢推動了本次交易：
1、 由於逆全球化趨勢及供應鏈本土化，衝擊了全球貨運市場。美國的製造業回流、中國製造業加速海外佈局（如一帶一路海外設廠），強化了區域化生產和本土化服務，近年全球貿易增速放緩，嚴重削弱傳統洲際航運需求，港口作為“貿易咽喉”的價值逐漸被稀釋，是其重大風險。
2、 地緣衝突風險下的資產脆弱性。因俄烏戰爭影響，將港口作為戰略實體的可能逐漸明確，而在如此複雜的地緣衝突中，未來爆發戰爭可能性極大，港口作為戰略樞紐易必將成打擊目標，持有並經營港口重資產，將面臨巨大的資產縮水的重大風險。
四、李嘉誠的港口的到底賣給了誰？
本次交易的買家以貝萊德牽頭的「BlackRock-TiL」財團,當中最關鍵角色其實是 TiL 主席兼母企 MSC （地中海航運公司）集團總裁 Diego Aponte,其家族與長和系李家份屬世交,而 MSC 亦是接收李嘉誠長江和記旗下23個國家、43個港口的營運者,意味著資產並非落在完全美國手上。MSC是意大利Aponte家族于1970年创立、總部位於瑞士的全球第一大航運集團，從各種官方公開信息可以得知：該集團自1988年進入中國市場，與中國政府建立了長期互信的合作關係，合作規模持續擴大，業務合作涉及航線運營與港口網路、船舶建造與綠色雙碳、物流管理與港口投資、技術交流與政策協同等。MSC地中海航運公司憑藉家族企業的靈活性與戰略遠見，通過與中國政府及企業的深度合作，不僅鞏固了其全球航運霸主地位，也為中國航運業的技術升級和綠色轉型注入動力，雙方以互惠共贏為基礎的合作模式，必將成為全球航運業可持續發展的典範。目前MSC地中海航運公司是我國造船工業最重要的買家之一，中船重工2023年交付4艘全球最大2.4萬TEU級集裝箱船；2024年新增的56艘新船訂單全部由中國船廠正在製造當中。如果美國政府對中國產的貨輪徵收特別通行費用，對MSC也是重大打擊，如果MSC選擇餘下的貨輪不在中國生產，也會面臨重大違約風險。
貝萊德（BlackRock）截至2024年底，管理資產規模（AUM）達11.6萬億美元，覆蓋全球100多個國家，員工約2.11萬人，作為全球最大的資產管理公司，其股權結構以大型金融機構和政府投資機構為主導（前三大股東合計持股約20.47%，其餘近80%由全球各國中小機構和個人持有），公司背景體現了全球化資本運作的複雜性和影響力，其自上世紀九十年代起逐步進入中國市場，早期以債券和股票投資為主，後轉向金融、能源、科技等關鍵領域，大多以財務投資為主（不干涉具體經營層面），重倉持有中國銀行、中國石油、比亞迪等企業，並於2021年後，加大對科技、醫療、綠色能源企業的投資，包括騰訊、阿裡、邁瑞醫療、中廣核等，貝萊德認為這些行業代表中國未來增長潛力，這一舉措，與中國經濟轉型方向高度一致。因此，2024年國務院副總理何立峰會見貝萊德CEO芬克時強調歡迎外資參與中國市場，雙方達成深化合作的共識。由此，可預判未來：貝萊德將和中國深度捆綁並通過長期投資和政策紅利融入中國經濟。簡單判斷貝萊德是美國公司，顯然不準確。儘管，貝萊德基於商業考慮，不得以向特蘭普表衷，難道不可以是“言不由衷”？
誠然，美國特蘭普政府在“美國優先”的政策下，希望控制巴拿馬運河，其核心目的是除了通過掌控這一全球關鍵航道、保障自身經濟、軍事和地緣政治利益，同時鞏固其在西半球的霸權地位以外，還隱藏著遏制中國船舶產業和貿易擴張的意圖。但作為港口的投資方和運營方，貝萊德與MSC應是決策的AB角，或者基於投資與運營相互牽制的關係，兩者均和中國已形成深度捆綁的關係，撇開大國博弈不說，僅僅是商業考量方面，兩者既不想更不敢脫離中國，有可能完全聽命于特蘭普而損害自身利益嗎？更何況，貝萊德和MSC兩機構的老闆跟特朗普也有較好的私人關係，在不可預測的未來，或許可以充當中美兩國航運業競爭的調停人。
目前幾乎所有的國內媒體都把注意力放在了貝萊德身上，而忽略了政治博弈、商業邏輯、買家背景及其與中國關係等因素，有草率之嫌。何不基於辯證法和動態平衡理論“讓子彈飛一下”呢？
五、本次交易對中國可能帶來的機遇
1、 緩解中美直接衝突：美資接手巴拿馬港口，或降低美國對中國“控制運河”的指控烈度，避免中國在拉美地區陷入更激烈的地緣對抗，從而為中國在該地區的一帶一路倡議減少障礙。
2、 避免資產被徵收或運營受阻：美國施壓巴拿馬政府終止與中資企業的合作（如“一帶一路”協定），若李嘉誠繼續持有港口，可能面臨資產被徵收或運營限制的風險。此時出售，既能兌現高溢價收益，又能規避未來的不確定性。
3、 強化區域貿易合作，倒逼中國海外基建與物流網路的多元化：中國已通過“一帶一路”在歐洲（希臘比雷埃夫斯港）、東南亞（巴基斯坦瓜達爾港）、南美等地建設替代性物流樞紐，並通過軍事護航（如055艦隊部署）強化海外物流安全，進一步分散了對傳統航線的依賴。降低了運輸成本，全球供應鏈本土化趨勢下，同時，中國可借助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和中歐班列等機制，推動區域化貿易網路，從而減少對單一節點的依賴。
4、 優化中國資本對全球物流的掌控力：李嘉誠保留了中國內地和香港的港口（如鹽田國際、香港貨櫃碼頭），這些港口貢獻其港口業務60%的利潤，且年收益率穩定在9%以上。李嘉誠出售海外港口聚焦核心資產，吸引國際資本回流，不僅可借此鞏固本土港口優勢，同時通過智慧化、綠色航運與技術升級等手段提升國內港口的全球競爭力，可以為中國的經濟轉型注入新的活力。
六、過度政治化商業行為的負面影響
部分輿論將此次交易定性為“資敵”或“缺乏家國情懷”，但需警惕其潛在危害：
1、扭曲市場邏輯，抑制企業全球化佈局。中國企業的國際化進程需要跨國資本流動支援，將跨國商業行為簡單貼上政治標籤，可能破壞市場經濟的自主性。就本次港口交易，很現任是典型的資產優化策略，交易估值高達177億美元，市盈率約24倍，遠超行業平均水準，屬於合理的高溢價套現。然而，若將此類交易視為“資敵”或“轉移資產”，可能迫使企業在海外擴張時因顧忌輿論壓力而退縮，削弱中國資本參與國際競爭的能力而錯失市場機遇。退一萬步講：咱中國企業多賺了外國人的錢，這不但不是“資敵” （將財、物提供給敵人），相反，應是愛國的表現吧？
2、忽視企業實際經營風險與避險需求。過度強調政治動機，可能掩蓋企業決策背後的經濟理性。巴拿馬港口雖具戰略價值，但其在長和總利潤占比不足1%，且面臨特朗普政府威脅“收回運河控制權”的地緣風險，出售該資產，實為規避潛在資產徵收或運營受阻的務實選擇。若輿論僅聚焦“國家利益受損”（更何況該資產不是國有資產），可能忽視企業生存的現實壓力。再理性、客觀分析一下，李嘉誠若將港口以同等甚至更優惠的條件出售給中企，中企是否有能力在各國不同法律政策管制、複雜的市場經濟和地緣政治帶來不確定性前提下管理、運營好這些港口，也是值得商榷的現實問題。換個角度看，當年恒大、海航瘋狂收購海外資產，貌似給“國家利益”添磚加瓦，結果呢？
3、削弱企業家信心與社會信任。對李嘉誠的指責（如“見利忘義”“禍國殃民”）可能形成寒蟬效應，打擊企業家群體的積極性。李嘉誠長期被視為中國企業國際化的先驅，其投資模式為後來者探路，但輿論的污名化可能導致企業家在海外佈局時因懼怕“道德審判”而保守化。某些官媒轉載批評文章，雖意在強調國家利益，但也可能加劇公眾對私營企業的不信任，甚至引發社會對立情緒，筆者認為，這與近年來中央多次強調對促進民營經濟發展的相關政策可能存在一定的距離。
4、干擾國家戰略的靈活執行。過度政治化可能迫使企業行為與國家戰略強行綁定，反而限制政策彈性。中國“一帶一路”需依賴多元化市場主體，若企業因輿論壓力放棄高風險地區的投資，可能削弱中國在全球物流網路中的佈局。此外，中企已在希臘、巴基斯坦等地建設替代性港口，過度聚焦巴拿馬交易可能忽視中國戰略的全域性。
5、加劇中美博弈的敏感性與複雜性。將商業交易上升為“中美對抗”的符號，可能激化兩國矛盾。退一萬步講，即便美國控制巴拿馬港口後，確實可能通過限流、加費施壓中國航運，但過度渲染威脅可能使中美在物流、貿易等領域的合作空間進一步收窄。此外，此類解讀可能被美國政客利用，作為“中國資本威脅論”的佐證，反噬中國企業的海外形象。更何況，咱們也有反制和調和的辦法，如果美方實施對中國船舶通行巴拿馬收取額外費用，我方也可隨時對所有的波音飛機收額外的通行費用，包括途經咱們領空的還有降落咱們國家的所有波音的飛機額外收費。此點咱們是有智慧和自信的。
七、如何避免過度政治化商業行為？
1、 從社會認知上，應剝離政治標籤，回歸財務本質，強化市場規律共識。跨國並購與資產出售是全球化常態，需建立基於財務資料、行業趨勢的評估標準。此次交易的核心動因是高溢價套現與風險規避，財務優化效果顯著，是企業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常規操作。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逐漸完善，社會認知還未同步提高，某種程度上，是政策宣傳和輿論引導的缺失。2、 從政企溝通上，應加強政策溝通與透明度，減少資訊誤讀。針對敏感交易，在不洩露商業機密前提下，找最恰當時機（協議確定後、對外發佈前）政府可聯合企業發佈權威解讀，闡明交易的商業屬性。就本次交易而言，長江和記完全可以應證監機構要求發佈內幕消息的同時，輔以官方對全球供應鏈安全的配套政策說明，可緩解公眾對“國家利益受損”的擔憂。李嘉誠雖深諳中國治理之道，但就此次交易的發佈，確是公關方面的失策，日後可以此為鑒。3、 從輿論引導上，官媒與專家應理性解讀複雜議題，避免上綱上線的“愛國”“賣國”的標籤化。理性來看， “二八定義”和“烏合之眾”（書名）是普遍存在的。輿論場應警惕非黑即白的道德審判，企業家的跨國決策需置於全球化語境下審視，例如李嘉誠拋售歐洲資產與加碼東南亞，反映的是資本對區域經濟趨勢的回應，而非政治立場的轉變。更何況李嘉誠出售的是國外的港口，保留的全部是國內的港口，這不是對中國未來看好的表現？這難道不是愛國的表現？在自媒體時代，針對敏感事件（包括但不限於本次交易）的公眾質疑，良莠不齊自應理解，此時，更需要需通過專業分析拆解交易的多元動因尊重各自認知與判斷，官媒（尤其是央媒）以及官方機構，不應在缺乏理性深刻分析或被不知情民意裹挾下隨意轉發、附和，尤其是不嚴謹的表態或暗示，圖一時之快或彰顯某種正確，都可能造成二元對立的局面，甚至被所謂的“愛國”專家（如司某、陳某之流）當成賺取流量的工具，早幾年“民營企業完成歷史使命論”所造成的嚴重後果，有目共睹的。
八、結語
李嘉誠的港口出售案，本質是商業理性與地緣風險交織的產物，在全球化退潮、大國博弈加劇的背景下，企業需在商機與風險間精准權衡，而社會輿論亦應避免以簡單化的“愛國”標籤評判複雜商業決策，過度政治化商業行為會扭曲市場規律、抑制企業活力，最終損害國家經濟競爭力。政策（各種紅頭文件）引導固然重要,但落實在具體事情，更有溫度和說服力，尤其是對商業敏感事件，做好科學、理性的輿論引導，不僅能樹立企業家信心和社會信任度、營造良好的營商環境，更可助力中國企業在在國際大變局中立於不敗之地，利國利民，豈不妙哉？而是否理性看待李嘉誠港口交易事件，某種意義上來看，是優化營商環境的晴雨表，在目前這種經濟形勢下，這個晴雨表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