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月前，即一九四〇年五月八日，中共中央書記處致電粵委小廖（廖承志）並轉梁廣、梁鴻鈞、林平，並發南方局。這封電報，就是東江縱隊戰史上著名的“五八指示”。電報開宗明義分析全國局勢：“目前全國尚是拖的局面，現不易整個投降分裂，也不易好轉。當局尚在保持抗日面目，同時進行反共准備投降中，但地方突變隨時可能。在此局勢下，我必須大膽堅持在敵后抗日游擊戰，同時不怕磨擦，才能生存發展。”電報進而明確指示：“曾、王兩部仍應回到東、寶、惠地區，在日本與國民党矛盾間，在政治與人民優良條件下，大膽堅持抗戰與打磨擦仗。曾、王兩部決不可在我后方停留，不向日寇進攻。而向我后方行動的政策，在政治上是絕對錯誤的，軍事上也必歸失敗，國民党會把我們當土匪剿滅，很少發展可能。”至于回防前的准備，電報叮囑得極為周詳：“一、在適當地區切實整理內部，加緊團結，進行打日本的政治動員。二、沿途嚴防受襲擊損失，在有利有勝利把握條件下，對阻截的頑固力量堅決的消滅之，以達到回到東、寶、惠地區之目的。三、慎重取得地方党的帮助，到東、寶、惠時，應努力進行各方統戰工作。”對于部隊一度打算轉往潮汕、梅縣地區的設想，電報更直陳其弊：“一、人地生疏。二、頑固派仍可以擾亂抗日后方口號打我。三、將牽動當地灰色武裝的暴露，不然不能生存。”
這份電報字字千鈞。此前數月，曾生、王作堯兩部在國民党頑固派軍隊的圍攻下，被迫離開東江抗日基地，長途“東移”海陸豐，部隊減員嚴重，糧彈兩缺，被服無着，傷病員缺醫少藥，處境極為艱險。回防東莞、寶安、惠陽敵后，成敗關乎東江人民抗日武裝的生死存亡；而要實現回防，第一要務便是籌措經費、購辦被服藥品。軍情緊急，時不我待，采購任務成為壓倒一切的頭等大事。曾生為此征得母親同意，毅然賣掉家中僅剩的幾畝田，带着這筆浸透了家國深情的款項來到香港。在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和東南特委的支持下，協助曾生四處奔走、籌款采購的，正是南華藥房的主持人之一——柯正平。
這項緊急任務終告圓滿完成，大批被服藥品由香港直送海陸豐，保障了部隊順利回防東寶敵后。東江人民抗日武裝從此站穩腳跟，迅猛發展，三年后正式打出“東江縱隊”的旗號。而柯正平這位在香港地下戰線默默耕耘了十余載的海豐兒女，是怎樣走上革命道路的呢？故事，要從十三年前說起。
紅二师衛生隊的小司務員
柯正平，廣東海豐人。海豐是彭湃的故鄉，也是全國農民運動最先掀起的地方之一。在彭湃的發動和領導下，海豐的農民運動風起云涌，減租抗捐，組織農會，紅色風暴席卷城鄉，“彭湃”二字，成為粵東貧苦農民心中的一面旗帜。生長在這樣一個革命氛圍濃烈的地方，柯正平自幼耳濡目染。一九二七年，海陸豐大地風雷激蕩，十六歲的柯正平在革命思潮的影響下，參加了彭湃領導的農民運動。
同年八月一日，南昌起義爆發。九月，起義軍揮师南下，進入潮汕；十月上旬，起義軍在潮汕地區遭優勢敵軍圍攻，歸于失敗。其中第二十四师余部輾轉撤到海豐一带，與當地農民武裝合編為中國工農革命軍第二师，即紅二师，在师長董朗、党代表顏昌頤率領下，活動于海豐、惠陽、紫金等地，與海陸豐的紅色政權相倚重，游擊于崇山峻岭之間，威震粵東。
年輕的柯正平，跟隨宏仁藥房的張俄等人——他們都是海豐總工會會員——毅然參加了這支隊伍，在衛生隊當了一名司務員。辦糧秣、理伙食、照護傷病員，凡部隊所需，事無巨細，他都盡力操持；行軍作戰，翻山越岭，他始終緊隨隊伍。在槍林彈雨之中，這個十六歲的少年經受了最初的軍旅洗禮，也第一次真切地懂得了什麼是革命、什麼是犧牲。多年以后，柯老在回憶文章中把這段經歷記作“一九二八年在海豐縣參加工農革命軍第四軍第二师第五團衛生隊當戰士”，並稱之為自己“一生中第一次參加軍事工作”。
紅二师的斗爭終因敵強我弱而失敗。部隊被打散后，反動勢力卷土重來，海陸豐大地一片腥風血雨。柯正平在家鄉遭到反動勢力的追捕，東躲西藏，無法立足，最后被迫撤到香港。離鄉背井，前路茫茫，但革命的火種已在這位少年的心中深深埋下。誰也不會想到，這個從海陸豐戰火中走出的少年，日后會在香江之畔築起一座党的秘密堡壘。
深水埗南華藥房
一九三〇年底，柯正平與哥哥柯麟在深水埗九十五號（今荔枝角道三百號）開設南華藥房。柯麟當醫生，柯正平賣藥，兄弟二人一個坐堂應診，一個打理店面，藥房的生意做得平平常常，毫不引人注目。
柯麟是著名醫學教育家，一九二四年加入中國共產党。早在一九二七年廣州“四一五”反革命政變時，身為中山大學醫學院党支部書記的柯麟就曾臨危不亂，協助被軍警搜捕的中山大學党總支書記徐彬如脫離險境，使其很快找到組織。由這樣一位資深党員開設的藥房，自然不只是懸壺濟世的商鋪——它自開辦之日起，便是党的地下聯絡站。葉劍英、聶榮臻、李碩勳、陸定一，以及柯麟的直接領導人李少石、潘漢年等，都曾先后來到南華藥房接頭。柯正平則在潘漢年、廖承志的領導下，從事党的地下聯絡工作。站櫃台、抓藥材，是他的公開身份；傳書遞信、接送同志，才是他的真正使命。多少機密文件，借一包藥材作掩護傳遞出去；多少過往同志，以看病抓藥為名在這里接上關系。藥房的一買一賣之間，默默流淌着党的機密與血脈。
▲左起：柯正平、柯麟、馬萬祺
一九三五年中秋節，柯麟奉中央指示舉家遷往澳門，肩負聯系葉挺的特殊使命。柯正平獨自堅守南華藥房。由于他的工作關系，南華藥房此后成為廣東党組織的秘密交通站，后來又成為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的秘密聯絡點之一。小小一間藥房，在白色恐怖籠罩的香江之畔，始終亮着一盞不滅的燈。
一九三七年十月初的一天，藥房里來了一位教書先生打扮的客人，手里提着一個藤箱，臉色青黃，顯得十分虛弱。此人正是譚天度——參加創辦第一批共產主義小組的老党員，剛從國民党南京監獄獲釋，經熟人關系輾轉來港，按地址找到南華藥房。在南京獄中，譚天度受盡老虎凳、辣椒水、鋼鞭抽打等慘無人道的刑罰，甚至被倒吊兩天，但四年多的牢獄生活絲毫沒有消磨他的革命意志，出獄后的第一件事，便是想方設法尋找組織、重新歸隊。柯正平安排他在藥房住下，悉心為他調理身體。交談之中，兩人驚喜地發現彼此竟有一段共同的海豐戰斗經歷：譚天度當年參加南昌起義，任政治保衛處秘書，隨軍南下，潮汕失敗后與起義軍領導人在陸豐甲子港乘船撤退到香港；而柯正平，恰是那個在紅二师衛生隊里當司務員的海豐少年。雖未謀面，早是戰友。談起這段不平凡的經歷，兩人都感慨不已，距離一下子拉近了。不久，譚天度與連貫取得聯系，重新恢復了工作。
華僑服務團與后方辦事處
抗日戰爭爆發后，香港的抗日救亡運動風起云涌。柯正平第一次與曾生見面，正是在這一時期。當時曾生在香港領導海員工人運動，為了掩護身份，也為了解決海員工人子弟的讀書問題，他賣了家鄉的兩畝田，籌款五百元，在九龍彌敦道“余閑樂社”附近的南京街租下一層樓作校舍，辦起海華學校，自任校長。那一天，一身教师打扮的曾生來到南華藥房聯系工作。柯正平早就聽說，這位領導廣州學生響應“一二·九”大游行、推動抗日救亡運動，又領導中共香港海員工作委員會、發展“余閑樂社”、促使海員工人抗日救亡工作蓬勃開展的人物，是個有魄力、有膽識的角色；一見面，原來是個熱情謙虛、與自己年紀相仿的年輕人。就是這個書生模樣的青年，日后會成為威震敵膽、令華南百姓鼓舞振奮的東江縱隊司令員。而南華藥房與曾生之間因抗日救亡結下的這段緣分，也將在往后數十年的風雨歲月中，綿延成半個世紀的手足之情。
一九三八年十月，日寇在大亞灣登陸，廣州迅即失守，香港震動。在民族存亡的危急關頭，曾生請纓殺敵，按照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廖承志的指示，迅即回到東江淪陷區，發動群眾，組織部隊，奮起抗日，點燃了東江敵后抗日游擊戰爭的烈火。前方在流血，后方在支援。柯正平則在廖承志、連貫的領導下，參加了東江華僑回鄉服務團香港辦事處的工作：協助各地華僑回鄉參加抗戰，組織捐款、收集物資支援前線。海外僑胞的愛國熱情如潮水般涌來，一筆筆捐款、一批批物資，經香港辦事處之手，源源不斷送往東江前線。服務團還組織大批華僑和港澳青年分赴東江各地，宣傳抗日，發動群眾，直接配合曾生部隊的抗日斗爭。
▲香港海員慰問團在坪山慰問惠寶人民抗日游擊總隊時合影，二排中為曾生，右為周伯明。
一九三九年，隨着東江抗日武裝不斷發展，前方與后方的聯系日益繁重。在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和香港地方党組織的支持下，東江軍委派柯正平與何鼎華、何啟明負責，設立交通聯絡站、被服廠和藥房，作為東江游擊隊的后方辦事處，為部隊提供后勤保障和情報支援。從此，部隊所需的軍需品，大多由他們在香港采辦；部隊來港的人員，都在南華藥房接頭；調往游擊區的干部和報名參軍的華僑、港澳青年，很多由他們轉送。被服廠里，一針一線縫制的是前方將士的寒衣；交通線上，一站一程傳遞的是敵后的情報與希望。小小藥房，儼然成了東江游擊隊設在香港的“兵站”與“碼頭”。
落實“五八指示”
一九四〇年，東江局勢驟然逆轉。曾生、王作堯兩部受國民党頑軍圍攻，被迫“東移”。千里跋涉，風餐露宿，途中失散的人員，很多由柯正平和后方辦事處的同志們設法收容，隨后又陸續轉送回東寶敵后，重返部隊。在那段最為艱難的日子里，香港的后方辦事處成了失散戰士的“收容所”和歸隊的“中轉站”。
五月八日，党中央的電報如定盤星一般，為東江部隊指明了方向：必須回防東寶惠，在日軍與國民党頑固派的矛盾之間，大膽堅持敵后抗日游擊戰爭。然而，要讓一支衣衫襤褸、缺醫少藥的部隊重新踏上征程，被服與藥品是須臾不可或缺的。七月，曾生带着賣田所得來到香港，為落實“五八指示”采購被服和藥品。資金有限，需求浩繁，時間更是刻不容緩——部隊早一日得到補給，便早一日回防殺敵。在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和東南特委的支持下，柯正平與同志們協助曾生四處奔走，籌款采購。他發揮長年經營藥房、熟悉港九商界的優勢，多方接洽，精打細算：布匹、棉花、藥品、器械，一樣樣詢價，一批批籌運。港九的商號、布莊、藥房之間，留下了他們匆匆的足跡。這次采購任務圓滿完成，物資直接送往海陸豐地區交給部隊，保障了部隊順利返回東寶敵后，開展獨立自主的抗日游擊戰爭。東江人民抗日武裝由此獲得迅速發展，到一九四三年十二月，正式成立東江縱隊。
在此期間，柯正平還根據廖承志的指示，參與了另一項秘密轉運任務：將抗日愛國團體“保衛中國同盟”（主席宋慶齡）捐贈給八路軍的藥品等物資，由香港運往廣東河源，交給八路軍駐桂林辦事處前來接應的龍飛虎等同志。這條從香港通往內地的水陸秘密通道，同樣凝結着柯正平和戰友們的心血。
從香江到白石龍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進攻香港。十八天的戰火之后，港九陷落，這座抗戰物資轉運的重要口岸一朝易手，党的地下組織面臨空前嚴峻的考驗。十二月二十八日，即香港淪陷后的第三天，柯正平接到連貫的通知：立即撤離香港。何鼎華、何啟明暫留九龍，負責接應營救文化人的工作。柯正平沿着辦事處與寶安抗日根據地聯系的秘密交通線，從深水埗徒步出發，經荃灣、元朗，曉行夜宿，幾經周折，越過深圳河日軍封鎖線，翻越梅林坳，終于抵達寶安陽台山抗日根據地白石龍村，見到了曾生、林平等領導同志。經營了十一年的南華藥房就此別過——從藥香繚繞的店堂，到硝煙彌漫的戰場，柯正平完成了人生的一次重大轉折。
▲八路軍駐港辦事處負責人廖承志(前右)和文化界知名人士茅盾(前左)、夏衍(前中)、司徒慧敏(后右)、郁風(后中)、潘漢年(后左)在廣州合影。
此時的白石龍，正為執行中央和省委賦予的緊急任務而日夜忙碌——營救困在香港的文化界人士和愛國民主人士。日軍佔領香港后，嚴令搜捕抗日文化人，情勢萬分危急。過了幾天，獲救的文化知名人士鄒韜奮、茅盾等，在原南華藥房“小伙計”、東縱交通員麥容等同志的護送下，陸續安全抵達白石龍，受到曾生、林平和干部戰士的熱烈歡迎。白石龍附近的山寮住滿了人，熱鬧非常。東江游擊隊圓滿完成營救任務，受到中央表揚；鄒韜奮還專門給曾生題詞，表達了愛國知識分子對党、對東江縱隊深深的謝意。當年南華藥房的“小伙計”，如今已成長為出生入死、屢闖難關的交通員——這一細節，恰是柯正平多年言傳身教、以藥房為課堂培育革命后備力量的最好注腳。
▲一九四一年部分文化界人士在香港合影。（左起：陳歌辛、瞿白音、夏衍、丁聰、何香凝、廖夢醒、歐陽予倩）
到達根據地后，柯正平正式參加東江縱隊，投身抗日斗爭的前線戰場——這是他一生中第二次參加軍事工作，距紅二师衛生隊的歲月，已整整十四年。他被留在總隊部，先在寶安、惠陽一带負責收稅，其后調到衛生隊工作。那一年多時間里，曾生、林平等同志直接領導他們，經常見面。
一九四二年，是東江敵后斗爭最為艱苦的歲月。四月，國民党派一八七师大舉進攻，實行“勤剿窮追杜絕”的毒辣手段，部隊遭到很大損失；加上災荒，糧食缺乏，缺衣少藥，處境非常困難。稅站是部隊供給的命脈，也因此成為日偽頑襲擊的重要目標，斗爭非常尖銳，稅站總站長黃國平及不少同志英勇犧牲。曾生非常關心稅站工作，經常給大家鼓勵，增派有經驗的手槍隊員和小分隊保護稅站安全，並組織部隊伏擊來襲之敵。柯正平和戰友們按照曾生的指示，依靠群眾，保護客商，采取靈活機動的收稅方法，克服了重重困難，完成了任務，保障了部隊供給。從紅二师的司務員，到東江縱隊的稅站戰士，歲月流轉，崗位變遷，不變的是那顆為革命理財籌糧、保障供給的赤誠之心。
尾聲
一九四三年初，柯正平奉党組織指派到澳門工作。行前，曾生、林平、連貫等領導親自與他談話，鼓勵他在新的復雜環境中開拓局面，努力工作。曾生特別強調，要他長期打算，埋頭苦干，打好基礎。带着領導的囑托，柯正平靜悄然奔赴濠江，開辟新的戰場。
▲晚年柯正平
從一九三〇年南華藥房開張，到一九四一年底冒死撤出香港，柯正平在香港整整戰斗了十一個春秋。十一年間，他由賣藥的小伙計成長為党的地下交通骨干，由紅二师的小司務員成長為東江縱隊的堅強戰士。深水埗荔枝角道的那間小小藥房，見證過葉劍英、聶榮臻等革命先驅的足跡，送走過一批批奔赴東江前線的華僑青年，也迎接過劫后余生的獄中難友；它既是党的秘密交通站，又是游擊隊的后方辦事處，更是隱蔽戰線上一座無聲的豐碑。柯正平在香港的戰斗歲月，沒有驚天動地的顯赫聲名，卻在迎來送往、采買轉運之間，為民族解放事業築起了一條堅韌的生命線——這正是中國共產党領導港澳同胞共赴國難的一個縮影。而他在澳門的傳奇，則是另一段故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