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6日，由紫荊文化集團主辦的“紫荊文化國際論壇——‘一國兩制’的成就與展望”在香港君悅酒店舉行。論壇會期一天，上午舉行開幕式及主旨演講。香港資深大律師、香港特區政府前刑事檢控專員江樂士發表演講：
上午好，女士們，先生們。我很榮幸今天受邀致辭。自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已經25年了，現在正是審視形勢、思考未來發展的好時機。
自1997年以來，香港的司法機構地位顯著提升，這已在全球備受認可。司法機構不僅為公眾，也為商界提供高度專業的服務。這正是在安全的憲法基礎上實現的。基本法規定法院“獨立進行審判，不受任何干涉”（第85條），這種保障在司法獨立依賴於公約的港英殖民統治時期是不存在的。
在過去25年裡，司法部門確保對犯罪嫌疑人的公正審判，並符合《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ICCPR)規定的法律標準。這為當事人提供了公平的競爭環境，各類糾紛得到公正解決。1997年終審法院成立後，香港獲得終審權，在本地常任法官和其他普通法司法管轄區非常任法官的共同努力下，正義得到最高級別的伸張。儘管有些人認為香港國安法在2020年頒布後很難融入我們的普通法體系，但法院提供了無可挑剔的指導，人們現在確切地知道他們的立場。事實上，毫不誇張地說，法院已經形成一套真正卓越的判例法，其判決在其他司法管轄區經常被引用，而且總是得到核准。
然而，這並不是說司法部門過得很輕鬆，肯定不是。當那些捲入2019年至2020年社會混亂的人開始試圖破壞香港並破壞“一國兩制”時，他們意識到在司法方面正面臨著重大障礙。他們判斷得非常正確。法官以各種方式追究不法分子的責任，包括懲罰違法者、發布禁令以打擊在Facebook上對公職人員進行人身攻擊和煽動暴力，以及凍結犯罪資產。而且，正是因為法官為維護法治所做的努力，他們自己也成為了目標，本地不法分子和外國勢力都試圖干涉他們的工作。
為了恐嚇法官，抗議運動的暴力分子對終審法院、高等法院和沙田裁判法院發動了縱火襲擊，但都無濟於事。他們意識到自己的攻擊沒有達到預期效果，就將策略轉向威脅特定的法官。不法分子對司法機關採用了多種形式的威脅，包括死亡威脅、炸彈威脅和傷害威脅，有時還針對司法機關的家庭成員，法庭甚至收到過腐蝕性物品和其他危險物品。然而，法官們不屈不撓，不顧危險，堅守法治，恪守“維護法律、推進正義、不畏懼、不偏袒、不欺騙、不謀私利”的司法誓言。雖然這場風波始於2019年，當時法官在社交媒體上被妖魔化並被抹黑譴責，且恐嚇在2021年升級，但最終許多罪魁禍首受到正義的制裁。
雖然抗議運動的本土計劃是從內部恐嚇司法機構，但其外國支持者卻發起了一場單獨的運動以破壞司法的有效性。從2019年開始，早在有人聽說香港國安法之前，英國議會的反中分子就要求英國法官撤出香港終審法院，他們認為這會削弱終審法院維護法治的能力。香港國安法頒布後，這些呼籲的數量增加了，澳洲、加拿大和英國的非常任法官面臨退出法院的壓力。然而也有一兩個例外，他們堅定地站出來，因為他們從親身經歷中知道法院的風骨，並看穿了正在傳播的謬論。他們不僅讚賞法院的獨立性，也讚賞其為香港市民提供世界級法律制度的能力。
的確，有個別終審法院的海外法官會離職，最近已有兩名英國在職法官於3月30日離職，但這只是個小插曲。事實是，不是海外法官一蹶不振地離開香港，而是他們中的絕大多數都明確表示信守其對香港和香港市民的承諾，他們決心繼續在這裡伸張正義。就目前的情況而言，有十名海外法官可在需要時出任終審法院的第五名成員，連同首席大法官和三名常任法官（完成合議庭審理），這應綽綽有餘了。
倘若需要更多的海外法官，招聘應該也沒有困難。除了澳洲、加拿大、新西蘭和英國的傳統司法管轄區之外，沒有理由不考慮來自印度、牙買加或新加坡等地的其他地方法官。雖然有人認為, 鑑於現在有這麼多本地人才，香港終審法院像其他地方一樣，完全由本地法官組成的時機已經成熟了，但我相信當前的模式對於一個國際化都市仍是很好的安排。
法院自己的法官有時坦承他們對海外同事有虧欠，指出在思考困難的法律問題時，獲得他們的經驗和見解非常受益。請不要忘記，這十位海外法官並非普通的老法官，而是具有最高國際地位的法學家。他們包括兩位前英國最高法院院長、兩位澳洲前首席大法官和加拿大前首席大法官，香港很幸運有他們參與司法工作。除了貢獻智慧之外，他們的存在也有助於強調司法機構的獨立性，這不僅對公眾很重要，對包括企業家、金融家和投資者在內的更廣泛的商界也很重要。
儘管司法部門自1997年以來經受了極大的考驗，但已經克服所面臨的嚴峻挑戰，城市的檢察部門和警察部隊也是如此。根據基本法，檢察官首次享有憲法保障的獨立性，並規定律政司工作“不受任何干涉”（第63條）。這讓檢察官倍感安心，檢察官的決定經常引起爭議，容易招致批評，當他們發現自己受到壓力時，始終能表明受到基本法的保障。
當然，這並不意味著檢察官可以貿然行事，或者他們不需要解釋自己的行為，他們始終能夠被追責。自1997年以來，檢察官認識到公眾支持的重要性，於是不遺餘力地提高透明度，發布了一系列起訴指引並提供給社會各界。這些指引不僅解釋了檢控政策和慣例，還說明了檢察官認為應如何對待犯罪受害者和證人，以及應如何處理家庭暴力案件。這樣的透明度水平在1997年之前是無法想像的，也表明了檢察官現在更加認識到消除對其工作的誤解，並促進對其運作方式更深入了解的必要性。
在社會動盪期間，這座城市的檢察官發現自己承受著巨大的壓力，據報導，不法分子試圖從內部影響他們的行動，儘管這被扼殺在了萌芽狀態。除了有時可能導致案件處理嚴重延誤的巨大工作壓力，他們的決定也經常招致批評，有關政治偏見的指控並不少見。抗議運動盡其所能妖魔化起訴決定，並試圖給外界一種印象，即檢查官們不是自由人，而是北京的傀儡。這當然是錯誤的。因為中央一直嚴格遵守基本法的規定，包括檢察獨立。我在1997年之後擔任了12年多的刑事檢控專員，但我從未受到來自北京或地方官員的任何形式的壓力，要求我做出特定決定。我受到的批判，總是來自所謂的“泛民主派”，因為我根據既定的起訴標準，決定不起訴某個因有內地關係或社會地位顯赫而不被他們喜歡的人。這是我曾經面臨的唯一一種政治壓力。
與司法部門一樣，檢察官已經從他們面臨的挑戰中變得更加強大，他們現在必須在此基礎上再接再厲，無論是加強他們的專業知識、提高透明度，還是發展他們的外部聯繫。在1997年之前，他們與世界各地的檢察官幾乎沒有聯繫，但這種情況在2001年發生了變化，當時檢控部門加入了國際檢察官協會(IAP)，成為其第75個組織成員。這為律政司打開了新的大門，使其檢察官能夠與其他地方的檢察官建立有價值的聯繫，並促進制定有效的反犯罪策略。展望未來，在一些西方國家出於宣傳目的抨擊香港的法律制度之際，律政司應提高其在IAP中的形象，並充分利用其成員提供的機會。每個人都需要聽到，香港的起訴一如既往地公平，除非現有證據有合理的定罪預期，否則任何人都不會被起訴，並且法治一如既往地安全。
謝謝
來源：紫荊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