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6日，由紫荊文化集團主辦的“紫荊文化國際論壇——‘一國兩制’的成就與展望”在香港君悅酒店舉行。論壇會期一天，上午舉行開幕式及主旨演講。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榮休講座教授劉兆佳發表演講，內容全文如下：
“一國兩制”是北京（中央）為實現國家和平統一及維護香港在回歸祖國以後的繁榮穩定而制定的主要、實用及明智的政策。儘管北京擁有香港的主權，並享有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但香港仍被賦予廣泛的權力，從而能夠行使高度自治權。合情合理地，北京仍然保留包含來自憲法及基本法的憲制權力，以確保國家安全得到保障，“一國兩制”在香港獲得全面準確貫徹落實、香港的政治體制得以符合“一國兩制”的需要及目的，以及行政長官及主要官員對中央政府能夠完全負責。
回顧過去，“一國兩制”在香港的成功有賴於北京如實且完美地履行“一國兩制”下的責任，以及審慎地行使其憲法權力。換句話說，由於北京對“一國兩制”的成功負有最終責任，行使權力乃主要為履行中央對國家及香港的莊嚴義務。
一直以來，北京皆有決心、有誠意地履行其於“一國兩制”下的責任。例如，北京已遵守中英聯合聲明的規定：“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香港的上述基本方針政策和本聯合聲明附件一對上述基本方針政策的具體說明，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將以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規定之，並在五十年內不變。”。必須明白的是，國家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完全由北京制定，與英國人無關。北京於1990年4月頒布的基本法較中英聯合聲明附件一賦予香港居民更多的權利及特權，這毋庸置疑地反映中國已經完全履行中英聯合聲明所規定的義務，此後中英聯合聲明已成為沒有法律效力的歷史文件。
多年來至今，北京在行使其憲法權力時一直非常謹慎、克制且一絲不苟。面對香港反中亂港分子及外國勢力不斷的挑釁及攻擊，北京表現出巨大的耐心及度量。在意識到並擔心香港甚至連不少律師及法官都對基本法存在廣泛誤解甚至蓄意曲解的情況下，全國人大常委會在用盡其他解決基本法爭議的手段後，不得不對基本法進行了僅僅五次解釋。儘管北京對基本法的解釋引起了反中亂港分子的猛烈抨擊，但許多香港居民認為，有關解釋乃是北京為解決香港本身無法解決的困難而不得已之舉。最顯著的例子發生在 1999年，當時北京解釋了基本法關於居留權的條款，推翻了終審法院的解釋，避免了內地居民大量湧入香港。由於在憲法上北京為基本法解釋的最終權威，其在行使解釋權方面的自我克制顯示，北京相當堅決地不希望被批評為霸道或試圖通過法律手段來達到政治目的。
為維護香港的政治穩定，安撫過於敏感的香港居民，北京決定將中央政府共同承擔的維護國家安全的立法責任交付香港。鑑於香港社會的開放性及“多孔隙性”，以及在港出現眾多敵對外部勢力及其當地的代理人，北京充分意識到有關決定的不利後果。由於政治反對派及其追隨者的阻撓，基本法中有關維護國家安全的第23條遲遲未能完成本地立法。即使如此，北京亦無意自香港“收回”制定地方性法律以保衛國家安全的特權，因而在香港的國家安全法律中存在許多漏洞，遂令香港成為國家安全的風險口。
在香港回歸祖國前的過渡時期中，在未有諮詢北京及取得其同意的情況下，即將離任的港英政府單方面引入立法局的選舉，其中部分議席甚至為普選所產生。英國旨在讓香港的反華勢力得以進入立法會，並在社會上建立群眾基礎。儘管北京隨後能夠推翻若干選舉安排，惟由於缺乏健全的政治篩選機制，回歸後香港的立法機關內仍存在反中亂港份子。 即使反中亂港議員只屬少數，但他們仍然能夠採取許多阻撓手段，使香港政府的運作變得困難，且無法實現有效的管治。如此緊張的行政立法關係違背了基本法的立法意圖，而基本法的起草者則早於1980年代後期已熱切呼籲兩個機關建立合作關係。儘管北京擁有建立及改變香港政治機構的憲法權力，惟由於擔心可能由此產生的政治影響，北京認為重塑香港的選舉制度並不合適。相反，北京希望反中亂港分子面對現實，幡然改圖，放棄與北京對抗的立場。
遺憾的是，北京的善意、寬容及自律並無得到回報，反而被很多香港居民，尤其是政治反對派誤解為軟弱及膽怯的表現。政治反對派不遺餘力地在香港居民中激起反共、反中、反政府的鬧劇，動員及組織人們進行無休止的抗爭活動。反中亂港分子精明地操縱“政制改革”問題，成功地將其長期置於公共議程的首位，並在此過程中累積大量的政治資本。他們的最終目標是要奪取越來越多的政治權力，並希望在北京的“無奈”默許下，取得管理香港的權利及權力。
香港的極端政治的發展在過去十年間愈趨惡化。非法“佔中”及2019至2020年的暴動乃香港及“一國兩制”瀕臨崩潰的最明顯例子。抗議人士在措辭表達及策略運用上均愈加激進。抗議人士鼓吹各種形式的分裂主義及地方主義，其中最為惡劣的是要求香港“獨立”。顯然，由憲法及基本法共同構成的憲制秩序遭到拒絕、蔑視及踐踏。暴力盛行，違法行為比比皆是。社會嚴重分裂兼愈趨政治化。政治秩序的瓦解令日常管治極為困難。最具威脅的，是外部勢力，尤其是西方及台灣勢力，深深捲入香港前所未有的動盪之中。這一切均發生於香港國安法律存在漏洞、美國加緊全面遏制中國崛起的大環境之中。在如此嚴峻的情況下，不僅國家安全受到嚴重威脅，“一國兩制”的實施及未來亦岌岌可危。
香港特區政府絕非內外敵對勢力聯盟的對手。北京深知在此嚴峻時刻必須迅速、果斷、有力地採取行動，捨此並無他途。只有北京堅決地行使其憲制權力，香港及“一國兩制”才能化險為夷。北京因而迅速採取果斷行動，通過香港國安法，並徹底改革了香港的選舉制度。暴動迅速被遏止，反中亂港勢力亦被消滅。北京的行動得到憲法及基本法的雙重授權，符合北京為國家安全及“一國兩制”最終守護者的原則。對香港及國家來說，幸運的是，儘管授權香港高度自治，北京從未放棄通過制定全國性法律為香港立法及決定香港政治體制的權力。
自香港回歸祖國以來，香港經歷了許多大大小小的危機。在大多數危機中，北京傾向採取放手的態度，嚴格遵守尊重香港高度自治的原則。然而，早於1980年代，鄧小平先生就明智地預見到，在若干情況下，北京不得不出手干預，原因為香港無法自行解決問題。因此，鄧小平先生曾提到，北京保留憲制權力，對香港及國家而言均有好處。
就“一國兩制”的實施而言，香港近年的危機鮮明地證明，北京保留憲制權力，不僅對“一國兩制”的全面準確貫徹至關重要，亦對“一國兩制”在若干情況下的存亡尤為重要。 北京掌握權力不僅不會破壞香港自治，反而會加強香港的高度自治，讓其更有能力抵禦內外敵對勢力的衝擊。
儘管香港的反中亂港勢力已遭到無情地擊退，惟預計美國與西方等外部勢力將維持其對中國及香港特區的敵對立場和遏制態勢。國家安全及香港穩定還會受到嚴重威脅。北京積極且審慎地行使對香港的憲制權力，對於保護“一國兩制”及防止香港成為顛覆基地而言實屬必要。不可避免的是，北京對香港事務的合法且不可或缺的參與被別有用心的批評者“譴責”為破壞香港自治。然而，在未來的日子，顯然只有北京的憲制權力與其賦予香港的高度自治權力相互配合，才能充分保障“一國兩制”的成功。
來源：紫荊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