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張達
二零一八年二月十三日：少年時光
昨晚哥嫂和四姐到（貴州省）D市，今早我們一起回到劍河縣高雍寨。我又回到自己的家中，回到自己的房間，人生起步的地方。
當然，如今的房子已不是民國時期爺爺們修建的木房，而是前年新修的磚房，還在整理中，只是毛坯房，但終究還有一個歸宿，我便選擇與過去同位置的房間和床位，開始鋪床，像二十多年前，因為小學六年級留級的落寞與刺激，而開始梳理自己的空間，在朝北的窗下安靜地坐下來——回來了，兄弟，我活着回來了！
遠去的老木房
雖然學生時代的假期，社會工作中的節假日，我偶爾回來，但總體上還是離開了二十二年之久，從一九九六年八月底的一個清晨離開，轉眼已是二零一八年的二月份。
這來來往往之間，徘徊與交織過許多兜兜轉轉，而要經歷多少驚濤拍岸的波折與劫數，遭遇多少生死離別的苦難與孤獨，承受多少大起大落的哀愁與浮沉，走過彎路，跨過斷橋，趟過渾水，千瘡百孔的你才獲得“回家”的能力，抵擋得住客死他鄉的厄運與魔力，擁有回家的死路，“榮歸故里”的哀榮。
畢竟許多人還沒有出發，就早已卻步；出去的許多人又死在了半途，或半途而廢，或走上歧路，誤入歪門邪道；驀然回首，許多人離開後，再也不願回來，不能回歸，如燕子離去不再回來。
所以，我慶倖自己還能活著回來，雖然依舊是空空的行囊，歲月改變了我的容顏，不僅禿頭垢面，更是未老先衰，以至於在路上遇到一個熟人，都認不出一臉憔悴的我，說年長十多歲的哥哥，比我還要年輕，充滿活力。
被時光醜陋的容貌，骯髒了心靈，溶解於不堪回首中。但是，觸摸不及的青少年時光泛著清幽的氣息，站在過去與現在的房間裏，安靜地回望，似乎也不曾離開過。我畢竟回來了，回到自己的窩裏，回到少年時期，可以安靜地坐在過往的位置上安靜地書寫，慢慢表達一些離愁，歸來的悵然若失。
二零一八年初的高雍寨
——歲月潮起潮落，洶湧而平靜，我仿佛不曾離開自己的房屋，這只是自我安慰與錯覺嗎？以獲得與存在的方式，把握失去的美好，體現過往的消逝，比如木房子的拆除，我早年房間的蕩然無存，睡過的木床無影無蹤，再也感受不了當年的體溫，曾經的容光煥發，而我卻說仿佛不曾離開，一切的驚濤駭浪也還是曾經的風平浪靜，我還是當年的那個眼眸渾濁迷離的少年，一樣的體溫與表情，一樣的徘徊與游離。
——這只是自欺欺人嗎？不敢自我攤牌，辨識時空的變遷，承認家園的物是人非，審視自我的面目全非嗎？
一九九六年前後幾年，十多歲的那種叛逆、空虛與朦朧，讓我總想離開，逃離山谷的幽深，山村的荒疏，山民的簡陋。我曾幻想過外面的世界，是不是也有連綿群山，是不是還有田地和耕牛，是不是都是房子，或者沒有房子，沒有樹木，沒有野鳥，沒有太陽和月亮，或者出了高雍寨，再也沒有外面的世界。
後來，複讀六年級，經過一年的努力而考上劍河縣城的中學，得以離開家鄉，不過一兩年，我又萬分地想念家鄉，曾經一邊唱著《一封家書》：“親愛的父親母親，您們好嗎？”一邊熱淚盈眶。
後來的日子，無數次夢想家鄉的寧靜與溫暖，奢望遠離異地他鄉的喧嘩與塵囂。再過二十年後的現在，雖然也沒有厭倦城市（異鄉）的生活，厭惡都市文明，沒有失意者的逃遁，也沒有陳寅恪先生“埋名自古是奇才”的自負，可能更多的是陶淵明的“適然”，歸園田居，“回家”而已。
因此，只要條件成熟，或許我會“歸隱”，回到老家來過原始的自然生活，本真地活著，活在高山流水間，任由歲月塵土污垢，日月星辰的過眼雲煙，我自養一泓溪水，種幾牆籬笆藤蔓，讀書寫字，翰墨春秋。
我會把我城里的書籍運到老家來，建立自己的個人圖書室，然後像小學生一般在寂靜的山村，安靜地坐在一扇破舊的窗前，開始翻開書本，開始讀書。這是人生的起步，那種山窮水盡的發憤，生於憂患的絕處逢生。畢竟，相對城市的噪音與逼仄，我更親近於大自然的清靜與寬闊，傾心於陶淵明的《歸園田居》：
“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後簷，桃李羅堂前。暖暖遠人村，依依墟裏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巔。戶庭無塵雜，虛室有餘閑。久在樊籠裏，複得返自然。”
其實，也無所謂“歸”與“隱”，我只想安靜讀書寫作而已，而這已是奢侈，如今的我頭昏腦漲，渾渾噩噩，只因結婚教子、吃喝拉撒與柴米油鹽，就令我禿頭垢面與身心疲憊，難以心明如鏡而凝思靜慮，一心如洗地澄懷觀道，喪失了安靜讀書寫作的時空——天下似乎也沒了可讀的書籍，沒了自我啟蒙開智的環境，我也是滿腦子生銹，思維遲鈍，失去了寫作的心境，沒了通靈天地萬物的覺悟與性情。必須承認，這是命運荒蕪的癌症，精疲力竭的我變得愚蠢和粗鄙的病因。因而羡慕與回味青少年的時光，那些坐在窗前的安靜午後。
毛姆小說《月亮與六便士》中的“我”說，有些人生來就生錯了地方。偶然事件把他們拋進了特定環境中，但是他們總是懷有一種連他們自己也不清楚的鄉愁。他們在他們的出生地是陌生人，而他們孩提時代就熟悉的綠葉遮陰的小巷或者玩耍過的熙熙攘攘的街道，也不過是人生旅途的一站。他們在自己的親朋中生活一輩子也形同陌路，在他們唯一熟悉的場景中落落寡合。
也許就是這種陌生感，讓人遠走他鄉，漂流四方，尋找某些永久性的東西，讓他們可以牢牢地依附在上面。也許某種根深蒂固的返祖訴求，督促這種彷徨者回到他祖先在歷史的懵懂混沌時代離去的故土。有時，一個人偶然來到一個地方，他莫名其妙地感覺他屬於這里。這里就是他苦苦追求的故鄉，他願意在他從來沒有見識過的環境里安居下來，仿佛這種環境是他們生來就似曾相識的。他最後會在這里尋找到寧靜。（蘇福忠 譯）
少年的我和嫂嫂與侄子合影
雖然我喜歡少年時的夜深人靜，但故鄉早已是我的異鄉，而情感有些複雜，不知如何梳理與表達，所以，只好再抄錄徐淳剛翻譯的《月亮與六便士》中的同一段內容：
“有些人，並未生在他們的理想之所。機緣將他們偶爾拋入某種環境，他們卻始終對心中的故土滿懷鄉愁；這故鄉在哪里，他們並不知道。在他們的出生地，他們是異鄉人，從童年時代就熟悉的林蔭小巷，或者曾經玩耍過的擁擠街道，只不過是人生旅途中的驛站。他們仿佛身處異處，舉目無親，孤身一人。也許，正是這種陌生感，才讓他們遠走他鄉，去尋找屬於他們的永恆居所。或許，某種根深蒂固的返祖現象，讓這些遊子再次回到他們的祖先在遠古時代就已離開的土地。有時候，一個人偶然來到某個地方，他會神秘地感覺，這正是他始終懷想的棲身之所。這是他一直在尋找的家園，他會在這從未見過的場景中，在他從不認識的人群中安居下來，就好像他生來就熟悉這一切。在這里裏，他終於有了着落。”
雖是“異鄉”，卻在這里，我終於有了着落。而在當年補習小學六年級讀書寫作業的同一個位置上，靜靜地閱讀葛兆光先生的《餘音——學術史隨筆選》。
葛先生作為上海來的少年，初中畢業後，還到貴州高原裏插隊十七年。我突然幻想，如果十幾歲的我們巧遇在貴州深山的苗族山寨，應該是很好的朋友。我教葛先生苗語，講我們苗族人的風俗與信仰，葛先生教我漢語，說大上海的“大”“上”與“海”，或許我會早些懂得讀書，像他一般勤學好問，就不會留級，連初中都考不起——哈哈，我若能擁有如此美好的教育，就好了。
總是聽父親說，我們村來過知青，都從上海來。但我肯定，葛先生在凱里市苗寨當知青期間，肯定沒有到過我們寨子，這山高路遠的窮鄉僻壤。所以只有可惜，我不能與葛先生“陰差陽錯”地同時生活在十多歲的年歲，穿越時空，成為荒野中的朋友。不過，且把葛先生當作兄長，當作隔空的老師，而認真拜讀他的著作。
再啰嗦幾句，在目前的學人中，甚為敬佩北京的錢理群先生和上海的葛兆光先生，除了學問好，還有人品高——很多人曾經在山村當知青，插隊在農民隊伍中勞動與生活，離開後，回城後，卻總是說農村不是人呆的地方，罵農民都是愚昧無知的。
作為農村來的鄉下人，每次看到這種詛咒文字，我就很難過，覺得自己簡直不算是個人，不夠格作為一個人，但在我有限的閱讀中，沒有在錢先生和葛先生的文字中讀到咒罵貴州農村和農民的文字，雖然他們都曾在貴州生活，長達十七八年，雖然他們都有深刻的反思，有謾罵的非凡能力，但都沒有抱怨，沒有仇恨，更沒有“忘恩負義”，甚至不避諱自己曾經長久生活在蠻荒之地，與“蠻夷”稱兄道弟，跋山涉水地學習，翻山越嶺地勞動。
雖然葛先生希望把思想和學術分開來對待與研究，不要總是混為一體，但我還是感性地說這個精神與思想的“人品”問題。當然，這個話題，我說了多次，不必多說，就此打住，只能說——祝福兩位篳路藍縷的老先生，感謝他們披荊斬棘與登高望遠，給我們這些山民帶來了大城市的歷史文明與現代視野。
二零一八年二月十四日：更上一層樓
早上炒糯米飯，吃得津津有味，美食也，美味也。大姐、四姐來家坐，說起一些往事。
寫一份材料。在大年之前完成工作雜務，清洗俗塵，乾乾淨淨、清清爽爽地過年。就如每家每戶的人們，都會在年前清掃庭院，清理污泥、垃圾，掃除陳年舊事的污垢，讓往前屋後整潔地過年，迎接來年的萬象更新，以新的精神面貌期待人生的春回大地，追求生命的更上一層樓。
下午閱讀《餘音》。讀完有關楊文會、沈曾植、王國維和陳寅恪篇目，縱論古今，篇篇精彩，真知灼見，字字珠璣。
當然，葛兆光先生寫得最為奇特的，是關於王國維先生的那篇《陰晴不定的日子》，沒有正面寫王先生的苦悶、鬱結與自絕，而是從側面寫，以當時社會生態、日常生活來反襯，用“無關緊要”的場景與細節，來展示歷史人物的真實心情；而寫得最好的，自然是有關陳寅恪先生的那篇《最是文人不自由》。另有讀書筆記。
【作者】：張達，記者、讀者、作者。
編輯：楓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