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作家一般以「七子」為代表，這齣於曹丕的《典論·論文》，是曹丕開列的當時活躍於文壇的作家名單，曹植在《與楊德祖書》中也開列了一份名單，與曹丕開列的名單略有不同。這兩份名單有同有異，其中卻蘊含不同的政治意義。
01
兩份名單的產生
曹植《與楊德祖書》，作於建安二十一年（216）
是書說「僕少小好為文章，迄至於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曹植生於漢獻帝初平三年（192），至建安二十一年適二十五歲，可知是書作於建安二十一年。
《與楊德祖書》：
「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德璉發跡於（北）魏，足下高視於上京，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荊山之玉。吾王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纮以掩之，今悉集茲國矣。」
這是建安二十一年曹植與楊修的信中所列當時建安作家的名單，主要是：王粲、陳琳、徐幹、劉楨、應瑒和楊修。
曹丕《典論·論文》，作於建安二十二年冬之後
《典論·論文》說：
「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自以騁驥騄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
這裡所列的名單是：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阮瑀、應瑒、劉楨，所謂「建安七子」。
曹丕建安二十二年冬在《與王朗書》中寫道：「生有七尺之形，死惟一棺之土，惟立德揚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疫癘數起，士人雕落，余獨何人，能全其壽。故論撰所著《典論》、詩、賦，蓋百馀篇，集諸儒於肅城門內，講論大義，侃侃無倦。」
這樣看來，曹丕《典論》在建安二十二年被立為太子時就已寫好。不過中華書局版《三國志》卷二《文帝紀》注引《魏書》於「故所論撰」之後斷為史家言，非曹丕《書》語，這樣斷句也有道理。
高敏先生便據此斷《典論》是曹丕在建安二十三年至黃初初年（220）所寫（參高敏《對「異議」的異議》，《鄭州大學學報》1980年第3期）。張亞新先生認為這樣說不妥，因為《魏書》明言「所著」，這就說明《典論》是在黃初之前寫好的（《〈典論·論文〉寫作時間考辨》，載《貴陽師院學報》1981年第2期）。並且張先生說曹丕在黃初即位後不可能有馀暇去從容撰《典論》。按，張亞新先生說得對，即使如中華書局所標點的，也並不排除曹丕在二十二年冬十月之後撰寫的可能性。 《全三國文》卷三〇載卞蘭一篇《贊述太子賦》，《序》曰：「竊見所作《典論》及諸賦頌，逸句爛然，沉思泉湧，華藻雲浮。聽之忘味，奉讀無倦。」觀卞蘭 所贊，即《典論》內容。如「越文章之常檢，揚不學之妙辭」，即贊《論文》，又「匿天威之嚴厲，揚愷悌之和舒」，即贊《姦讒》一篇，這也可證明《典論》是曹丕為太子時作。 《典論》早佚，嚴可均《全三國文》輯有一卷，內中有《太子》一篇，曹丕說：「餘蒙隆寵，忝當上嗣，憂惶踧踖，上書自陳，欲繁辭博稱，則父子之間不文也，欲略言直說，則喜懼之心不達也。」察其激動之語氣，乃丕初為太子時的歡喜之詞，這和《資治通鑑》卷六八所載事實相符：「太子抱議郎辛毗頸而言曰：『辛君知我喜不？』」因此《典論》雖不可明確斷其時間，但說它是作者於建安二十二年冬被立為太子後的不長時間內所作，大概沒有什麼問題。
魏文帝曹丕畫像。來源/美國波士頓美術館
02
兩份名單隱藏了什麼政治意義
這兩份名單涉及的人物有不同，曹植所稱「今世作者」是：王粲、陳琳、徐幹、劉楨、應瑒和楊修。曹丕所稱的「今之文人」是：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阮瑀、應瑒、劉楨，兩相對比，差的是孔融、阮瑀、楊修，即除了王粲、陳琳、劉楨、徐幹、應瑒五人是曹植和曹丕都認可的外，曹植的名單裡沒有孔融、阮瑀，曹丕的名單裡沒有楊修。對於這個不同，最先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由鄭州大學高敏先生首先生提出來，他在《略論「建安七子」說的分歧和由來》（《鄭州大學學報》，1980年第1期）一文中發現了這兩份名單的差異，認為這個差異是與當時曹丕、曹植的政治鬥爭分不開的。高敏先生的主要看法是：「曹丕與曹植的政治鬥爭，就不能不直接影響到他們對待某些文學家的評價與看法。更有甚者，從曹植的黨羽吹捧曹植的情況來看，說明他們極力突出曹植的文學才華，希望以此作為同曹王爭奪太子地位的資本，事實上曹操所以愛幸曹植，也確實因為他『才捷』。這就是說，曹丕、曹植為了爭奪太子地位，除了玩弄了各種陰謀手段之外，還在各自爭取當時的著名文學家的支持，並各自把自己置於這批文學家的領導地位，實為他們擴大影響和製造輿論的重要手段。這樣就埋下了他們要各自對當時著名文學家作出評論的政治動因。由於他們對當時文人的政治愛憎不同，就自然要影響到他們關於當時著名文學家究應為哪些人的具體看法，於是歧異就產生了。」對高敏先生的這個看法，我非常同意，這個發現很好地說明了文學活動與政治的關係。一些文學史材料，並不能簡單地從文學本身檢視，很多都隱藏有政治的動機。
高敏先生的這個發現，在當時引起了爭議。但時至今日，在有了一定的人生閱歷後再看歷史現象，我們會發現，文學真的離不開政治。曹植與曹丕的這兩篇文章對他們所說的「今世作者」和「今之文人」，的確離不開一定的政治考慮。
我們同意高敏先生的基本意見，認同曹植與曹丕這兩封信的寫作和發表都是具有政治考慮的，但通過對當世作者的點評來表達政治意見，是怎樣發生的呢？就曹植和曹丕這兩篇文章看，似乎曹植首先使用了這個手段。曹植此書寫於建安二十一年，曹丕的《典論·論文》寫於建安二十二年冬其被立為太子以後。這樣看來，是曹丕看出了曹植寫信的用心，因此便在《典論·論文》中重新確定名單，表達他對當代文學的看法。
高敏先生分析了曹丕、曹植兄弟二人爭太子過程中的表現，揭露出當時二人間的政治鬥爭的確是存在的，我們同意這個看法，但是說二人在文章中對文學的評議只是為了爭取著名文學家的支持這一看法，可能要有所修正。因為，曹丕《典論·論文》寫於其已經做太子之後，他已經不需要爭取文學家的支持來做太子了，而曹植也並非要表現文學上的才能，進而拉攏當時的文學家，而是要表明他在政治上的抱負。因此我認為要討論這個問題，還得對建安時期以曹丕、曹植為首所領導的文學活動進行全面的分析，才能對這個問題有一個更為深入的認識，也即曹植和曹丕的這兩篇文章是在什麼背景下寫作的，他們為什麼要發表這樣的觀點？針對什麼？有什麼意義？
我們注意到，對於建安時期的文學活動，在曹植之前，曹丕已經在與吳質的通信裡就討論過了。寫於建安二十年的與朝歌令吳質的信裡，曹丕就提到著名的文學活動「南皮之遊」：「每念昔日南皮之遊。」南皮之遊似乎是非常著名的文學活動，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說：「綴平台之逸響，採南皮之高韻，遺風馀烈，事極江右。」晉宋以後，南皮之遊已經成為後人的傳說了。但實際上，南皮之遊，我們只在曹丕的書信中見過，其馀建安作家皆未提到南皮之遊。南皮，屬冀州渤海郡，距鄴城五百多里，不可想像曹丕的文學之遊能夠遠跨五百多里路至南皮一遊。因此，曹道衡、沈玉成先生的《中古文學史料叢考》（中華書局，2003，37—38頁），考為建安十年曹操破南皮，斬袁譚時。我深以為是。 《三國志·魏志·王粲傳》裴松之注曰：「太子即王位，又與質書曰：『南皮之遊，存者三人，烈祖龍飛，或將或侯。今惟吾子，棲遲下仕，從我游處，獨不及門。瓶罄罍恥，能無懷愧。路不云遠，今復相聞。』初，曹真、曹休亦與質等俱在渤海游處，時休、真亦以宗親並受爵封，出為列將，而質故為長史。王顧質有望，故稱二人以慰之。」正謂參加南皮之遊者有曹休、曹真等武人，蓋破譚為一大事，戰勝之後諸人在南皮作遊，有文人亦有武人，與後之鄴城時文學活動性質不同。據曹丕《與吳質書》說：「每念昔日南皮之遊，誠不可忘。既妙思六經，逍遙百氏；彈棋閒設，終以六博，高談娛心，哀箏順耳。馳騖北場，旅食南館，浮甘瓜於清泉，沉朱李於寒水。白日既匿，繼以朗月，同乘並載，以遊後園，輿輪徐動，參從無聲，清風夜起，悲笳微吟，樂往哀來，淒然傷懷。」從曹丕對這個活動的描寫看，似乎更是文人的雅興，雖曹休、曹真亦預南皮之遊，但未必都又參加了「白日既匿，繼以朗月」的夜遊。如果南皮之遊確實發生在建安十年，則見建安文學活動在戎馬倥傯之際已經開展了。南皮之遊參加的人應該有孔融、阮瑀、陳琳、徐幹、應瑒等，其馀如楊修、繁欽、吳質早在幕中（《中古文學史料叢考》未列吳質，但曹丕是與吳質書中提及此事，吳質當預其遊），曹丕時為十九，曹植時為十四。南皮之遊，為曹丕心心系之，但似不見於曹植的文字中，則南皮之文學活動屬於曹丕，未必屬於曹植（俞紹初先生《「南皮之遊」發微》不同意曹、沈之說，考訂為建安十六年，可備一說）。
從這個記載看，以曹丕為首倡導的文學寫作活動，在鄴城攻下之後就發生了，他的文學領袖地位也很早就建立了。曹丕是曹操次子，但其兄曹昂於建安二年死於張繡叛亂中，因此，曹丕即為長子。隨著曹操地位的日益增高，曹操繼承人，也即可能是太子，越來越成為問題了。本來曹丕作為長子，作為繼承人是沒有問題的，但是曹操卻是一個不循常規的人，他幾次表示對曹植的欣賞，主要是因為曹植的文學才華。所以在曹丕和曹植之間便漸漸形成了競爭，而建安十六年，曹操為諸子高選官屬，曹丕、曹植各自擁有自己的班底。曹丕以五官中郎將置文學官屬，天下向慕，賓客如雲，曹植亦積極收攏人才，《魏書·賈詡傳》說：「是時，文帝為五官將，而臨菑侯才植名方盛，各有黨與，有奪宗之議。」大概在建安十六年曹操封諸子時開始，曹丕、曹植兄弟的爭儲便轉為公開而激烈。曹植以文學才華盛，公私物議皆獎飾曹植，曹丕每每有所失，但曹丕更多的是組織文學活動，我們看建安十六年開始的鄴下文學時期，存留的詩文多以曹丕為中心。因此，曹丕除了在政治上表現得深厚持正，更在文學活動上表現個人的組織能力。因此，寫於建安二十年的《與朝歌令吳質書》，便以南皮之遊為題，表明他對文學的倡導之功。南皮之遊時，曹植僅十四歲，還不足以與曹丕相抗，所以曹丕信中的描述，顯示出他在文學活動上的資歷和身份。此外，曹丕的文學才能其實並不比其弟差多少，二人風格不同而已。陳壽說曹丕「天資文藻，下筆成章，博文強識，才藝兼該」（《三國志·文帝紀評》），並不是虛言。劉勰說「魏文之才，洋洋清綺」，又說「子桓慮詳而力緩，故不兢於先鳴。而樂府清越，《典論》辯要，迭用短長，亦無懵焉」（《文心雕龍·才略》）。
這是公允的評價。吳質是曹丕的朋友，也是他政治集團中人，建安二十年，也是曹丕、曹植兄弟爭儲趨於激烈之際，曹丕發表此信，應該是有用意的。對於曹丕的這個動作，曹植身為其弟，也採用與楊修通信的方式，以更為高揚的氣勢縱論當代作家，他在信里特意點出六位，應是當時最得人望的作家。相比於曹丕的回憶過往的文學活動，曹植則以藩王身份對這些作家展開批評，顯示出高視群雄的氣勢。同時，我們要注意到，曹植並不是表示自己的文學才能，恰恰相反，他明確說自己志不在寫作上。他一方面公開說自己遠遠超過這些作家，如說「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其淑媛；有龍泉之利，乃可以議其斷割」（《文選》卷四二，中華書局影印本，1977，593頁），另一方面他公開說「辭賦小道」，又說自己「位為藩侯，猶庶幾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為勳績，辭賦為君子哉」？這已經是明確表示他對太子之位的想望了。至於他所列六位作家名單，我想這可能並沒有特別的用意，因為他的目的不是在文學上向他哥哥挑戰，只是選擇當時有名的幾位作家評論而已。他的名單里之所以沒有孔融，一是因為孔融輩份非其他諸子可比，二是因為曹植明確說是「今世作者」，這個今世，是指當時存世的人，孔融在建安十三年已經被殺，所以不入曹植的名單。阮瑀也是如此，他卒於建安十七年，也不是曹植所說的「今世作者」。因此我們說曹植不評孔融、阮瑀，與他所限定的「今世」有關，雖然存有政治意義，但並沒有針對曹丕的某一個做法。但是當曹丕在《典論·論文》中再論「今之文人」，專門提出「七子」時，則具有針對性了。
《典論·論文》的批評史意義，筆者寫過《論建安文學批評的發生》一文，對曹丕為什麼能夠提出有關文學價值、文氣、文體、風格等問題，作過專門的討論，也曾在《論曹丕曹植文學價值觀的一致性及其歷史背景》一文中討論過曹丕、曹植兄弟二人的文學觀實際上並無不同，之所以在他們的書信和文章中表現得不同，是有政治目的的，這些我們不論，僅從《典論·論文》所列的這七位作家名單看，曹丕針對曹植的意思是很明顯的。
曹丕這裡所列的七子，有兩位是曹植不論的，一是孔融，一是阮瑀，曹植所論六位作家，有一位是曹丕不論的，即楊修。曹植不論孔融，是因為孔融在建安十三年就已經被殺，不在「今世作者」之列。阮瑀也是如此，除了他不是今世作者外，估計當時還未入曹植法眼。阮瑀於建安初入曹操幕府，長於書記，但在文名上可能還不能與王粲、劉楨諸人相比。曹丕的不論楊修，當然是因為楊修是曹植集團中人，其捲入丕、植兄弟二人政治鬥爭太深，以致被曹操殺死。若論文名，楊修自然名列前茅。這裡註意的是，曹丕專門增列了孔融和阮瑀，則值得討論了。誠如高敏先生所說，孔融輩分與建安諸子不同，是與曹操一輩的人物，不應被列入，且他在建安十三年被殺，並沒有參加鄴下文學活動，那麼曹丕還要將他列入，則是有用意的了。從字面上看，曹丕也是論「今之文人」，但很明顯，曹丕的「今」與曹植不同，而是包含了已故作家。曹丕對「今之文人」的範圍劃定，大於曹植，顯示了作為太子的曹丕對建安文學的整體把握。而他之所以將孔融劃作「今之文人」，當是以南皮之遊作為根據，也就是說他認為建安文學起點是從南皮之遊開始。這樣一來，曹丕所討論的「今之文人」，實際上是他對全部當代文學所作的理論總結和指導，這個高度，當然不是曹植可以比擬的。
孔融在生前已經享有大名，其在死後，亦受世人尊重。曹丕甚愛孔融文，孔融死後，曹丕專門命人蒐集孔融作品（《後漢書·鄭孔荀列傳》：「魏文帝深好融文辭，每歎曰：『楊、班儔也。』募天下有上融文章者，輒賞以金帛。」）。因此，曹丕《典論·論文》首列孔融，並不意外，但以阮瑀入於七子，則是阮瑀首次進入建安文學的核心榜。阮瑀雖有曹操燒山始出的傳說，但經考訂，屬於不實之說（事見《魏志·王粲傳》附《阮瑀傳》注引《文士傳》，裴松之辨此事為不實）。不過，曹丕對阮瑀的器重，並不是在曹植建安二十一年寫信給楊修後，阮瑀生前，應該也是得到了曹丕的看重，如阮瑀死後，曹丕寫過《寡婦賦》等作品，並命群臣和作，可能與阮瑀曾經參加過南皮之遊有關。阮瑀是曹丕早年組織文學活動中人，曹丕對他的評價與曹植不同。阮瑀一者因為早卒，二者文名未達於前茅，所以在曹丕之前，未見有人揚舉阮瑀。而曹丕以太子之尊，將他列入七子，作為建安文學的代表，對阮瑀地位的抬高無疑是有幫助的。當然，阮瑀死於建安十七年，不及見曹丕對他的褒揚，但卻對他的後人有極大的幫助。阮籍的成長，就是在曹丕的這種關愛中完成的。這又是一個要說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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