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25年來，“一國兩制”實踐在香港取得舉世公認的成功。中國共産黨是當之無愧的“一國兩制”的創立者、領導者、踐行者和維護者。回望歷史，中國共産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波瀾壯闊的百年奮鬥中，香港與香港同胞從未缺席。在新中國成立前，中國共産黨就領導著香港同胞進行不屈不撓的民族救亡鬥爭，在港島、九龍、新界留下了不少活動足跡，隨著歲月變遷，這些足跡多數湮沒在喧囂的市井煙霞中，然而這段歷史，從來都是中國共産黨百年奮鬥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現在就讓我們一起來尋訪這些至今尚存于香港各個角落的珍貴紅色史跡吧。
“香港抗日第一家”：羅家大屋
汽車從港島出發經過沙田、大埔，大約50分鐘車程來到沙頭角。穿行于鄉間公路，在車上所見都是郊野山林，有時道路沿海蜿蜒，看到大片灘涂和湛藍大海。在不遠處的對岸，隱約可見高樓林立的深圳鹽田。
羅家大屋位于沙頭角石涌凹，距離鄉間公路不遠，由巴拿馬華僑羅奕輝于1930年興建。下車後，見一座黑瓦黃墻的嶺南式建築坐落在一小山林邊，屋子前面有寬敞的院壩，旁邊是幾座新民居。經羅氏族人同意，羅家大屋正改建為“沙頭角抗戰紀念館”，由原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老遊擊戰士聯誼會、東江縱隊歷史研究會、香港廣州社團總會主辦，新界鄉議局、新社聯、嶺南大學香港與華南歷史研究部等單位協辦，主要介紹東江縱隊與港九大隊的抗戰歷史，以及被譽為“香港抗日第一家”羅家的抗日事跡。
走進大屋，見到建築物尚為高大堅實，地上鋪著嶺南民居常見的傳統方磚。大屋分隔出多間房間，現在都用做抗戰史料展覽，一塊塊新置的展板，讓抗戰紀念館初具雛形，這也將是香港首個紀念抗戰的專題紀念館。
據當年東江縱隊政委尹林平之女、東江縱隊歷史研究會會長尹素明介紹，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襲珍珠港之後數小時即對香港發起了進攻，港英政府抵抗了18天宣布投降，香港進入了３年零８個月的日佔時期的黑暗歲月。此間，香港人口由約160萬減少至約60萬。日佔時期，中國共産黨是香港抗戰的中流砥柱。中國共産黨領導的抗日遊擊隊港九大隊成為香港淪陷期間唯一一支成建制、由始至終堅持抗戰的武裝力量。在日軍進攻香港的當天，廣東人民抗日遊擊隊的一支武工隊以隊員羅汝澄為向導，來到自己的家鄉香港沙頭角，羅家大屋成為廣東遊擊隊進入香港後的首個落腳點，也是之後成立的港九獨立大隊的活動基地和交通站，見證了香港的抗戰歷程。羅家先後參加抗戰的有羅雨中（和妻子黃財嬌）、羅汝澄、羅歐鋒（和妻子歐堅）及其大姐羅許月（和丈夫黃翔）等11人，滿門豪傑，可謂名副其實的“香港抗日第一家”。
羅家大屋內的展板：東江縱隊、港九大隊主要領導。《紫荊》雜志記者 嚴駿 攝
烏蛟騰抗日英烈紀念碑
烏蛟騰抗日英烈紀念碑在沙頭角鄉間公路的樹林邊，環境清幽靜謐，身處其中讓人頓生肅穆之感。紀念碑設在一個約200多平方米的紀念園裏，紀念園大門上鐫刻著“烏蛟騰烈士紀念園”字樣。紀念碑在園中聳立，碑身高約十幾米，碑身頂端是一個紅五角星，正中有“抗日英烈紀念碑”一行大字，為原東江縱隊司令員曾生所題，碑座正中是黑底金字的四個大字“浩然正氣”。碑座上放著一些鮮花，碑身後面和周邊也有一些花束，可見時常有人來祭奠。
烏蛟騰村是中國共産黨領導的抗日遊擊隊港九大隊的重要據點，日軍佔領香港期間，對烏蛟騰村及周邊村莊進行了10余次大小掃蕩，烏蛟騰村民和遊擊隊一起抗擊日軍，保衛家園。1942年9月25日（農歷8月16日），日軍包圍烏蛟騰村，強迫群眾交出自衛武器和供出遊擊隊員，村長李世藩、李源培帶領村民，挺住日軍的酷刑折磨，堅貞不屈，李世藩因傷勢過重而壯烈犧牲。據尹素明介紹，抗戰期間，烏蛟騰村總共為抗擊日軍先後犧牲了9人，稱得上是抗日英雄村。1951年10月，為紀念抗日英烈，村民自發在烏蛟騰的一處山坡下，建成一座小型烈士紀念碑。村民自定每年農歷8月16日為祭祀日，至今仍然每年舉行謁碑儀式。2009年，烏蛟騰烈士紀念園遷址重建到現址，2015年8月，國務院將烏蛟騰紀念碑列入第二批100處國家級抗戰紀念設施、遺址名錄。
烏蛟騰抗日英烈紀念碑位于香港特區新界沙頭角烏蛟騰村，2015年8月，被國務院列為第二批100處國家級抗戰紀念設施、遺址名錄。《紫荊》雜志記者 連振海 攝
抗日英雄村：烏蛟騰村
烏蛟騰村距離烏蛟騰抗日英烈紀念碑有10來分鐘的車程。烏蛟騰村坐落在小山坡上，大約有20-30戶人家。村口是一小型停車場和幾間祖廟。大部分住宅是新建築物，但也有一些舊建築的廢墟，有幾座完整的舊建築，居然見到當年的紅色痕跡，在幾處舊墻的屋檐上，清楚見到一平方尺見方大的五角星。
烏蛟騰村民居上的五角星清晰可見。
在烏蛟騰村，不得不説護碑人李漢的故事。李漢是土生土長烏蛟騰村人，今年5月剛剛離世，終年96歲。李漢15歲時參加港九獨立大隊，先任本村兒童團團長，帶領40多人唱抗日歌曲，還到鄰村演話劇，積極宣傳抗戰，日間還協助放哨，截查進村陌生人，保衛家園，直至抗戰勝利。1950年，李漢與本村旅居南洋的李源勳等人發起為李世藩等烈士樹碑立傳，紀念碑于1951年10月建成。此後60年的歲月裏，李漢一直守護著紀念碑，成為忠誠的護碑人。1985年紀念碑重修和2009年擴建遷址，李漢都積極參與，直至去世之前仍是紀念碑管委會成員之一。
烏蛟騰村還舉行過重要會議“烏蛟騰會議”。1943年，中共廣東省臨時委員會成立，2月，廣東省臨委和東江軍政委在烏蛟騰村召開聯席會議，學習傳達了中共南方局和周恩來的一係列指示，總結經驗教訓，確定了今後鬥爭策略和任務，使東江抗日遊擊隊擺脫了被動局面。
黃毛應村玫瑰教堂：港九大隊成立點
我們隨後來到西貢大網仔附近的黃毛應村，這條小村隱藏于密林山蔭中，村內原居民早已搬離，村屋也變成一座座正在修建的豪宅，但仍有幾座破舊的鋅鐵蓋頂小屋。一座屋頂上樹立著聖母像的天主教小教堂十分引人注意，這便是當年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成立的地點。從側面半掩的舊式鋁制窗戶望去，塵封已久的氣息撲面而來，內裏一切擺設都十分古舊，有木造的橫梁和長椅，祭壇中央擺放著十字架和聖經。原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老遊擊戰士聯誼會會長、港九大隊“小鬼通信員”林珍告訴我們，日佔香港時期，日軍為了清剿抗日遊擊隊，常在新界進行大規模掃蕩，拘捕大批村民，施用酷刑迫使他們供出有關遊擊隊的情報，“他們在這個教堂裏，將村民吊挂在屋頂橫梁上濫施火燙、鞭打等酷刑，令大量無辜平民慘死”。
林珍繼續説，日本人除了進行武力欺壓，還在糧食嚴重短缺的情況下，廢止白米配給制度，只有為日佔當局服務的工作人員才可領到配額，結果導致黑市米價急劇上升，一般市民只能以雜糧、樹皮來維持生命，甚至出現了“人吃人”的血腥殘忍亂象。“日本人把能搶的都搶走了，大到香港的歷史古跡，小到普通市民的私有財産。日佔當局在香港發行大量軍票，強迫市民用港幣兌換，掏空了市民的積蓄，令不少人家破人亡”。
面對日軍暴行，一支由中共領導的遊擊隊——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1942年2月3日正式在黃毛應村玫瑰教堂成立，他們在港九、新界進行了一係列抗日救亡的頑強鬥爭，為全中國贏得抗戰勝利作出了貢獻。
1942年2月3日，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正式在黃毛應村玫瑰教堂成立。圖為黃毛應村玫瑰教堂。
秘密大營救轉机站：楊家祠
從九龍出發，經青山公路到荃灣轉入元朗平原，汽車穿行在元朗平原的鄉間公路上，來到大棠村附近的一片樹蔭下停住。我們在向導帶領下步行前往楊家祠。遠遠便能望見元朗平原的最深處，青山之下，綠樹掩映，黃墻青瓦，一座不小的房舍靜靜沐浴在金色陽光中。
步行十幾分鐘來到一座大約佔地幾畝的院落前，門檐高大，門檐下書寫“楊家村”三個大字，左書“楊開晉代”，右書“家派梅州”，這就是著名的楊家祠。楊家祠為印尼華商楊氏兄弟1933年修建，楊氏兄弟從印尼回故鄉廣東梅州，到香港新界受阻未能回鄉，于是在元朗修建房屋定居，以耕種養殖為生。抗戰時期，元朗鄉村遭受土匪和日軍雙重侵擾，廣東抗日遊擊隊來到元朗鄉村，趕走土匪，抗擊日軍，和鄉民一起保鄉衛國，逐漸取得了鄉民信任和擁護。此後，楊家祠成為廣東人民遊擊隊及港九大隊的重要交通站，在著名的秘密大營救中，這裏曾是最為重要的大營救轉机站。
1937年抗戰爆發後尤其是1941年1月皖南事變發生後，大批民主人士和文化名人轉移至香港，例如茅盾、夏衍、鄒韜奮、胡風、柳亞子等。1941年12月日軍進攻香港，這批民主人士和文化名人身處危險之中，在中共中央的指示下，中共南方局和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組織，通過廣東人民抗日遊擊總隊及其領導的地方組織（1942年2月成立的港九大隊前身）將這些民主文化人士找到並安全護送到東江遊擊區，被茅盾稱之為“抗戰以來（簡直可以説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搶救’工作”。當時大營救有四條路線，營救出800來人，無一人受傷和落入敵手，經楊家祠轉机的西線陸路是其中最主要路線。據茅盾《脫險雜記》描述，當時他們在秘密護衛下，從九龍出發，沿荃灣翻越大帽山，先來到楊家祠停歇一晚，沿著元朗交通線，避開日軍檢查崗，通過封鎖線，渡過深圳河，最後安全達到抗日遊擊區據點。
楊家祠大門緊閉，有幾位村民長者在楊家祠門前樹下乘涼閒聊，我們上前詢問，楊家祠目前仍有楊家子孫後代十幾人在此居住。過了一會兒，有位長者從院內出來，八十來歲，黑紅臉膛，十分康健，正是傳媒報道過的秘密大營救見證者楊永光老人。這時，同行中有梅州客家人，用客家鄉音和老者攀談起來，楊老先生隨即敞開大門，讓眾人進入院落，一路開心地和家鄉人攀談。院子很大，院壩約幾百平米，中間一座門楣上書“適廬”，有對聯“適居仁裏、廬境人群”，左邊一座門楣上書“迎祥”，有對聯“適居新界疑華界、廬結他鄉倣故鄉”，右邊門楣書“淑氣”，有對聯“適居鄰里仁為美、廬境人環治不孤”。三座門庭的主體建築之外還有低矮一些的附屬建築，院子裏也可望得見青山。眾人在院落盡情照相，楊老先生還和眾人開心地合影留念。這位楊老先生，秘密大營救的時候5歲，已經記得當時經常有陌生人來到家中，或者吃一頓飯，或者安歇一晚就走。
我們逗留了幾分鐘就從院子出來，下午的驕陽似火，一路上田園風景，竟也不覺得太熱。回望青山下安靜的紅色史跡楊家祠，時光倣佛倒流，也許當年文化名人和革命先輩走過的路、喝過的水、停歇的場所和今天的場景相差並不太多。在那些共同抗擊日軍的歲月裏，有中國共産黨做主心骨，遊擊隊與老百姓齊心一致，經歷千難萬險取得勝利，這正是中國共産黨領導中國人民謀幸福謀復興偉大徵程的縮影之一。
楊家祠的“適廬”。
光陰荏苒，日月如梭。中國共産黨在香港還有一些舊址已經難尋當年模樣，只留有舊照記述著歷經的滄桑巨變，比如八路軍香港辦事處、華商報社社址等。保留比較完整的紅色史跡除上文所述，還有西貢斬竹灣抗日英烈紀念碑，港九大隊西貢中隊襲擊日軍駐地舊址西貢官坑七聖古廟，以及屯門新墟中共在港建立的高等學府達德學院，葉劍英曾到訪過的愛國華僑居所潘屋等。這些紅色史跡，隨著中國共産黨在香港早年活動的歷史為越來越多的香港市民了解，其歷史價值將逾顯重要，為香港近現代史上濃墨重彩的一筆附上生動的注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