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追求，使我們慚愧，因為我們的信心太小了，從不敢夢想他的夢想。」——胡適
今年是徐志摩逝世90周年。詩人之外，徐志摩的報人、散文家、評論家、文化活動家、中西文化交流者等多重身份不被大多數人所認識。拋開對感情生活的炒作、「情種」「風流才子」的標籤，徐志摩形象被窄化的一個原因是，他的一些詩句跨越不同的時代和階層，在無數人的口耳中流傳，吸引了人們對他的大部分注意力。
只就詩而言，徐志摩在許多人心中的形象依然單薄而刻板。他的詩背後深遠的浪漫主義傳統，以及詩人身上豐富而純粹的浪漫主義精神，不僅讓今人感到陌生，也為他同時代的人所驚歎。如果唯讀徐志摩那幾首傳頌最多的詩，而不進入他所處的歷史，瞭解他在創作、生活和社會活動中對愛、自由與美的極致尊崇與踐行，就無法理解他短暫的一生為何能迸發出如此巨大的生命能量，讓胡適感歎「我們的信心太小了，從不敢夢想他的夢想」。
徐志摩的學生、作家梁遇春曾回憶在上海的一個場景，一天晚上，徐志摩拿著一根紙煙向朋友點燃的紙煙取火，說道：「Kissing the fire。」「人世的經驗好比是一團火，許多人都是敬鬼神而遠之，隔江觀火，拿出冷酷的心境去估量一切，不敢投身到轟轟烈烈的火焰裡去……他卻肯親自吻著這團生龍活虎般的烈火。」
也許，對徐志摩的認識之所以存在熟悉和陌生的錯位，除了對其浪漫主義精神的庸俗化理解，更多地源自對烈火的回避。這不是一個文學史神話，而是一個人，以其對「單純信仰」的畢生追求，去展示人在短暫一生中，如何迎接生活中的火焰，甚或成為一團烈火。
語言的拓荒
在浙江杭州，已成為網紅打卡點的徐志摩紀念館，常常伴著年輕的面孔一起出現在「小紅書」軟體上。2021年11月19日，徐志摩的忌日，清晨落著雨，依然有人前來打卡，訪客的臉青春洋溢，連同打卡照片的背景、外牆印的詩人的臉，也那樣年輕。
1931年11月19日，34歲的徐志摩所乘飛機在濟南失事，素來以熱情聞名的現代詩人、散文家、翻譯家、編輯家、文學活動家驟然離世，一時文化藝術界震慟，北平、上海和海寧分別為他舉行三場極盡哀榮的公祭。徐志摩去世後，其形象依然在幾代人的想像、注解與追隨中繼續豐盈，成為流行文化的符號。如今各類打卡軟體上，無論紀念館來訪者是為拍寫真還是探店，無論他們寫下多少時新詞彙「永遠的神」「友友們」「絕了」，打卡文案最終總會出現那幾句——
輕輕的我走了，
正如我輕輕的來；
我輕輕的招手，
作別西天的雲彩。
詩，令一百年後的人仍能與創作時刻的詩人共情。覆著爬山虎的徐志摩紀念館內，一場現當代文學研究者紀念徐志摩的學術沙龍正在進行。在一個世紀前開啟的新文學革命中，在五四以來的文言文與白話文的交匯處，詩人是語言的拓荒者。如今已進入文學史的經典作家當年也是一群青年寫作者，他們在標點符號和方塊字中探險，引領著我們開拓語言的未來。
「對當下寫詩的人來說，總有一些人恥於談志摩，覺得他過時，」一位學者在沙龍上說，「但哪怕到了現在，誰都能背幾句他的詩。」
另一位學者提出，徐勾連起許多文學現象。「在劍橋時，徐志摩是走讀生，當時年紀和他差不多的納博科夫（《洛麗塔》作者）也在劍橋讀書。」
有學者總結，徐志摩是非常自信的人，「中國人去西方有一種民族自卑感，但二十出頭的徐志摩和哲學家羅素等人交往很好。當時新詩的產生一直是被舊詩所輕視的，但他和舊詩人的交往也很多。」
「你們合照的時候，能不能把我P上去啊？」會場的視頻連線大螢幕上，73歲的學者陳子善笑眯眯地說。對中國現代作家的研究，陳子善從魯迅起步，後來在研究郁達夫的過程中對郁的中學同窗、好友徐志摩產生了很大興趣。
長期以來，徐志摩最為人注目的是新詩成就與其引領的「新月派」。但報人儲安平曾在徐志摩逝世後撰文說，「在他自己的功績上，散文的成就比詩要大。他文筆的嚴謹，在中國至今還沒有第二個人。」徐志摩是新文化運動文人中不多的受過系統的法學、歷史學、政治學、經濟學等多學科學術訓練的人。與西方哲學家羅素、詩人泰戈爾等人交往頗多的徐志摩，在報刊上發表了大量介紹國外的文學、經濟和政治體制的文章。
「除了幾首耳熟能詳的新詩以及幾段情史，不少讀者已不太關注詩人徐志摩在思想和詩藝上的可貴追求。」幾年前為《徐志摩與滬江大學》作序時，陳子善期待該書糾正徐志摩被扭曲的公共形象。在他看來，近年來出版界和影視界為牟利而炒作徐的感情生活，他的形象被塗抹成了「情種」和「風流才子」。「對徐志摩形象的歪曲，並非限於某個時間段，不同的歷史時期有不同的表現。」他對《南方人物週刊》表示，徐志摩在20世紀中國文學史上的重要地位不可否認，而對一位作家最好的紀念是閱讀其作品、發掘有價值的史料來推動對他的研究。
在這場紀念徐志摩逝世90周年活動上，陳子善建議紀念館的館長影印《北晨學園哀悼志摩專號》供與會者研究，這是徐去世後一個月出的紀念專號，作者都是刻入歷史的響亮人物。胡適、林徽音、陳夢家、梁實秋、沈從文……37人寫的各類文字近四十篇，還原了當時的文學現場。這本小書無關文學史地位與家國命運，是一群人驟然失去他們珍重的朋友，文字裡的驚愕與悲痛都還新鮮。
「在這七八年中，國內文藝界起了不少的風波，吵了不少的架，許多很熟的朋友往往弄得不能見面。但我沒有聽見有人怨恨過志摩……他總是朋友中間的‘連索’。他從沒有疑心，他從不會妒忌。」在摯友去世十多天后，胡適在《追悼志摩》中回憶。梁實秋在《談徐志摩》裡寫到徐在朋友中的靈魂位置，「真正一團和氣使四座並歡的是志摩。他有時遲到，舉座奄奄無生氣，他一趕到，像一陣旋風卷來，橫掃四座。又像是一把火炬把每個人的心都點燃。」
徐志摩是一位徹底的浪漫主義者，胡適寫道，「他的追求，使我們慚愧，因為我們的信心太小了，從不敢夢想他的夢想。」
「道一聲珍重，道一聲珍重。」90年後，紀念徐志摩的沙龍活動中有人朗誦他的詩句，與會者都已遠遠超過當時徐志摩的年齡。有人說，「唯讀徐志摩的詩，是讀不懂徐志摩的。讀徐志摩，要進入歷史。」
學生志摩：女權主義、愛因斯坦，與「決心殺懶蟲」
敬奉我最親愛的父母親大人，此是兒子至東美所照的相，大人看了一定很歡喜的。
——1919年8月25日，寫於照片背面，徐志摩，22歲
毫無疑問的是，現代女權主義運動是從瑪麗·沃爾斯通克萊芙特裡起源和得到靈感的……中國今天的婦女問題幾乎是一個至關重要、無所不包的問題。它不但是一個社會、文化、思想的問題，也是一個經濟和道德的問題。因為在考慮婦女問題的時候，我們是在考慮著整個人口的一半，它和另外的一半緊密相關，並不斷對其發揮著難以估量的影響。
要瞭解中國文化，瞭解它的長處和弱點，它的落後性和進步性，要懂得它當前為了適應新的狀況而進行改良和革新的必要，並估量它改革和發展的可能進程……鑒於在西方，不管是什麼東西，只要與中國有關，就容易引起誤解，所以我想就我能力所及，對有待及時合理解決的中國婦女問題做一些新的探討，不是完全不合時宜的。
——1920年，《論中國婦女的地位》，徐志摩，23歲
1920年，美國，23歲的徐志摩將碩士論文題目定為《論中國婦女的地位（The Status of Women in China）》。一年前的9月，他進入哥倫比亞大學攻讀經濟系碩士，卻傾心于政治、勞工、民主、文明和社會主義等問題。
20世紀初，始於19世紀後半期的第一次女權主義運動已至高潮，這次運動的主要目標是為婦女爭取選舉權、就業權和受教育權。「現在，輪到她們的東方姐妹來思考這一她們長久以來一直羡慕和追求的目標了。」在論文中，徐志摩對中國女性的未來十分樂觀，詳盡介紹中國社會的性別傳統與新近的婦女解放進展，並指出中國女性的地位與權利的問題：如女性長久以來受到的教育是「訓練成高尚的母親和稱職的妻子」，而在經濟方面，家庭婦女的「家庭服務具有巨大經濟價值」，「把她們看作在經濟上是非生產性的是錯誤的」，並宣導女性的離婚自由。
在杭州一中同窗郁達夫的記憶中，少年徐志摩在學校熱情活躍，「戴金絲邊近視眼鏡的頑皮小孩，平時那樣的不用功，那樣的愛看小說……而考起來或作文起來總是分數得最多的一個。」那時徐志摩常在校刊發表文章，十幾歲時文言功底已經很好。出國前，徐志摩先後就讀於北京大學預科、上海滬江大學(浸會學院)、北洋大學法預科、北京大學法科。
1918年8月，21歲的徐志摩求學異邦。老師梁啟超希望他學成歸國立業，父親則期望他進金融實業界，他自己的理想是做中國的Hamilton(亞歷山大·漢密爾頓，美國政治家，聯邦党領袖，曾辦報紙開民智）。他從上海踏上赴美旅程，寫下《民國七年八月十四日啟行赴美分致親友文》總結清末以來留學生的教訓以自我警醒：許多留學青年出國前握拳呼天，油然發其愛國之忱，但學竟而歸，或蔽於利，或拙於用，有的甚至陷於絕境。
這一年9月，徐志摩進入克拉克大學歷史系三年級就讀（三年制本科）。入學不久，他與同舍的四人定下規章制度：10月15日開始，每天6點起床，7點開早會（激恥發心），晚上還要唱國歌，10點半歸寢。白天在外學習，也要運動、散步和閱報。但實施總有一些難度。20出頭的徐志摩自省因懶而散漫，早上洗漱後神清氣爽，但吃完飯便昏昏欲睡，尤其苦於圖書館太溫暖，「尤令懶氣外泄，睡魔內侵」，又想起母親總說他「幾乎把一生懶了過去」，決心「從今打起精神，以殺懶蟲、減懶氣第一樁要事」。
起初，徐志摩英文不佳，但在苦學中進步神速。他選修了現代歐洲史、19世紀歐洲社會政治學、「1789年後的國家主義、軍國主義外交及國際組織」、商業管理、勞工問題、社會學、心理學以及法文、西班牙文等課程，加上他在康奈爾大學夏令進修班得的四個學分，最終以一等榮譽獎在次年6月畢業。1919年9月，徐志摩進入哥大經濟系讀碩士，但他選課側重政治方面，並研究各種政治學派的學說。
這一年，五四運動在國內聲勢浩大，在美求學的徐志摩也備受鼓舞，希望能從外國的政治經濟中尋求救國之路。他一度對美國的政治體制和工業成就懷抱好感，但羅斯金（英國作家，曾批評工業革命的弊端）與馬克思的理念讓他的主張從實業救國轉向政治救國。他研讀起社會主義和蘇俄的書，「《新青年》勞動號極願意看」，並寫了一些有關社會主義的文章。對所有西方思潮，不管是歷史的還是現在的，包括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集體主義與個人主義，尼采、克魯泡特金、羅斯金與馬克思，徐志摩通通抱有熱情。
「我在24歲以前，對詩的興味遠不如對相對論或民約論的興味。」他寫道。1920年9月，因對羅素的迷戀，他追羅素到英國，不料羅素去了中國。這時的徐志摩在歐洲進一步吸收各種新鮮事物與學說，這種尋求是全方位的，整個世界對他來說都是開放和流動的。
對政治、經濟、哲學、科學，他皆有無窮好奇。愛因斯坦于1915年完成廣義相對論，1916年正式發表。徐志摩讀愛因斯坦的《相對主義淺說》，不太懂，向在英國同住的學工程的同學請教，同學稱他不管，「我說這事體關係很大，你們學科學的不能不管。他氣烘烘的說，你要聽他（愛因斯坦）可糟了，時間也不絕對了，空間也不絕對了，地心吸力也變樣兒了，那還成世界嗎？」
然而，這位科學愛好者並未被勸退。徐不再請教他人，自己鑽研了幾本書和相關雜誌文章，在理解上有了些突破。能寫一手漂亮文言的徐志摩，在給梁啟超《改造》雜誌寫的相對論介紹長文中，使用了大量俏皮話與江浙土話。「我唯一的目的只要因這一篇爛話，引起大家的興趣，隨後買書來自已研究，我就滿意得很。」
「眾位要知宇宙間的玄妙，並非讀自然科學的人的專利，凡是誠心求真確知識的人，都應該養育一種不怕難、好奇的精神，方才可以頭頭是道。」1921年，徐志摩寫道，「將我自以為懂幾點，用最平淺最直率的話來寫。諸位看了，無論樂意不樂意，總請原諒。」
想像中國的新開始
一百年後，徐志摩這篇向國人介紹相對論的文章，被相對論愛好者發在百度貼吧的「相對論吧」。帖主介紹，本文是徐志摩1921年發表在《改造》雜誌上的，出自《徐志摩全集》。原文下跟帖不少，多為驚訝：
「粗粗看了一遍，遣詞造句真有意思。」
「這下大家也可以讀讀這個浮躁詩人的附庸風雅之作了。」
「作者這個時候才23歲（實為24歲），文筆怎麼那麼老成呢？」
「他是一個蠻特別的人，對一切都充滿熱情和好奇，迎上前吸收。」上海外國語大學文學研究院教授宋炳輝對《南方人物週刊》說，他坐在上外校門旁的一家星巴克裡，斜對面就是魯迅公園。在1993年出版的《徐志摩傳》中，宋炳輝大量運用比較文學的視角，呈現徐志摩如何在20世紀20到30年代成為中國與世界文化交流的重要紐帶之一。「做徐志摩研究，我覺得還是有意思，內容特別豐富。我不是一個外向的人，但徐志摩的個性很好玩。」
1990年，宋炳輝已經本科畢業工作四年，回到復旦大學中文系讀賈植芳先生的比較文學碩士研究生。老師陳思和正為出版社策劃一套現代文化名人傳記，宋炳輝自己選了「徐志摩」這個題目。研究徐志摩不是苦差事，徐在短短34年的人生中留下了大量散文、詩歌、翻譯作品和書信日記，散文裡有一個當時正發生著的全息大千世界：13歲時初次戴眼鏡後蹦了起來、歐洲的文學與詩歌、和朋友看戲後被人寫文罵、持續關注的英國政治動向、羅素與蘇俄等等……一切皆是在動，文章骨骼清晰，文字流轉間有蓬勃生氣。宋炳輝閱讀時，常被這個人文字中的熱情所感染，雖然不乏浪漫詩人一貫的誇張，但也是其發自本心的寫作。對愛、自由與美的追隨，在徐志摩的散文中是有著充分體現的。
在整理資料的過程中，宋炳輝對徐志摩的交際圈很驚奇。1920年，徐志摩為追隨羅素到英國時，只是23歲的青年學生，政治經濟各學了一些，一腔熱情，尚未想到寫作，結交的卻是哲學家羅素、作家威爾斯、批評家墨雷、美學家弗賴、英國社會主義的主要思想家拉斯基等英國著名作家和學者，當時知識界的領袖之一狄更生對他偏愛有加。在《欠中國的一筆債》中，研究中國文學的英國學者魏雷講到，他們通過徐志摩瞭解到當時文學藝術在中國有教養人士中的地位，徐是中國在一戰後給他們知識界的一大影響。宋炳輝在傳記中引用了魏雷的話並評述，「魏雷的話，足以說明徐志摩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貢獻——不僅僅是一個接受主體，同時也是一個積極的影響主體。」
「你說他孩子氣也好，說他浪漫氣質也好，他就是有這樣的一種熱情和力量，所以他能夠跨出這一步。勇氣對文化交流的意義很大。新文化運動那代人文化心態開放，徐志摩的性格也很特別，有才華，眼界開闊，特別願意打開自己，那些文化人當然願意和他交往。」宋炳輝說，雖然離不開梁啟超、林長民、章士釗和陳西瀅等人的引薦，但最終得以多年持續交往，還是因為徐本人的個性和魅力。徐碰釘子的表現也很有個人特點，見哈代時顯然受了怠慢，一般人就受挫了，但他的熱情與快樂不減分毫，還為此寫了詳細的文章記錄，「這樣的文章其實有一種炫耀的成分在裡面，但它又是非常真誠的。」
來到劍橋大學是徐志摩人生的一個重要轉折點。在這裡，他從立志做中國的漢密爾頓的學子，轉變為獨具個性的詩人和散文家。傳記認為「康橋」是徐志摩創作的靈感之源。徐志摩在劍橋留學期間，雖然是現代主義先鋒文藝蓬勃之時，但他卻更多地受到了歐洲19世紀浪漫主義的深刻影響。「對於徐志摩來說，從華茲華斯、拜倫、雪萊、濟慈到羅塞蒂、哈代、弗萊克、嘉本特，乃至法國的波德賴爾、義大利的丹烏雪農，都同時生活在20世紀20年代初的英國。但從徐志摩之後的創作歷程看，他的詩思、詩藝都沒有越出過19世紀浪漫派的範圍。」宋炳輝說。
雖然在康橋時期寫下了大量詩作，但留下的不多，他是到了英國之後才開始寫詩的。宋炳輝認為，當時中國的新詩在噴發的自由體之後，新的形式還沒有成形，「古典詩詞徐志摩是會寫的，但是他那種現代浪漫式情感也不可能用古典的形式來表現，這時期他的詩作，我們今天來說可能是散文詩或者自由詩。根據他自己的表述，他在這個時期寫詩的量是很大的，到後來慢慢地從中凝練出形式感，就會留下一些。其實徐志摩真正意義開始寫詩是回國以後，《志摩的詩》前面一小部分是從劍橋時寫的一大批詩中挑了一些出來，其他都沒有保留。」
在編纂《徐志摩全集》（商務印書館）的作家韓石山看來，1922年8月，徐志摩放棄博士學位回國之後，除了詩人身份，他更多時候像一位時政評論家，這一時期他的文章兼有論文剖析的深度與華麗流暢的語言。在編全集時，韓石山特意把散文卷放在了整部徐志摩全集的最前面。十本書中，共四本散文。「現在人們只覺得他是個才子，忽視了他在當時社會為傳播現代理念、改造傳統認知的努力。」韓石山表示，徐之後投身「新月社」與接辦《晨報副刊》，足以證明這些才是他投入最多的地方。
回國後的徐志摩與國外聯繫依然很多。其中，泰戈爾來華遇冷事件，可作為國內外文化交流環境複雜的一個例子。宋炳輝注意到，徐志摩在泰戈爾訪華期間發揮了積極作用，同時也由於過分熱情而帶來未曾預料的失誤，「他的浪漫氣質使得他因心懷熱切而言過其辭，他在宣傳泰戈爾的文章中一廂情願地以為自己可以代表中國的大多數青年。」
在泰戈爾訪華的1924年，中國文化界正開展一場「新文化陣營同封建復古派、資產階級右翼文人」的複雜爭論，參與者包括「新文化陣營」「學衡派」「甲寅派」「玄學派」「現代評論派」等不同立場的文人和知識份子。泰戈爾由於主要受到梁啟超、徐志摩等人的接待，並會見了辜鴻銘等舊勢力的代表，成了左翼文人攻擊的對象，瞿秋白、郭沫若、茅盾、馮乃超等人都曾著文委婉批評泰戈爾的思想和作品。於是，泰戈爾成為當時中國各種文化勢力表明自己立場和態度的一個導火索。而在這種形勢下，徐志摩的《泰戈爾來華》由於措辭不夠嚴謹而更遭人詬病。
從五四運動到1920年代，國內文化界生機蓬勃，許多年輕人思索、探求著民族未來的各種可能。宋炳輝認為，30年代抗戰開始後，民族矛盾突出，這種文化論爭的多元性才被削弱；而在徐志摩剛回國的時期，不同立場的論爭非常迫切，「那是一個非常多元的時代，政權分散、各地經濟狀況有別，西方和本土、現代和傳統的各種思想最混亂也最豐富。年輕人去不同的國家學習，每個人吸收的東西、帶回來的思想資源不一樣，對中國現實的看法，尤其是對中國將來的路怎麼走，意見各不相同。文學藝術和思想在那個時期的活躍和這個背景有關。」
編輯志摩：比稿子長的「編者按」
惠稿諸君鑒，報館遭難，副刊稿件幸無恙，用否容分別函複。本刊復活，至盼投稿，共維生命。
——1925年12月7日 晨報副刊 記者 謹啟
江先生原稿第十四張在報館被毀遺失，闕此存念；此外有沈從文君《賭徒》篇亦遭殃。
——1925年12月9日 晨報副刊
1925年9月下旬，28歲的徐志摩從蘇俄及歐陸旅行回國不久，便接受《晨報》主編陳博生、黃子美的邀請，出任《晨報副刊》主編。此時，徐志摩以新詩詩人、散文作家為文壇所矚目；作為新月社的主持人之一，他也與其他文藝社團交往甚多；作為《現代評論》雜誌的特約通訊員，他的詩文頻繁出現在《現代評論》等報刊上。
「我決不掩諱我的原形，我就是我。」在就任的文章中，這位新主編表示。他在《再剖》一文中寫道，他最初心目中的讀者就是這時代的青年，作為主編，他要感受讀者情感、反映讀者思想，而不只是做選稿、配版、付印、拉稿等機械性任務，「我自問我決不是一個會投機的主筆，我來就是個全權的記者。」
實際上，在接手《晨報副刊》前，徐志摩獨立辦一份刊物的計畫曾幾度落空。1923年3月，《時事新報》改組，梁啟超推薦徐去副刊《學燈》，但他只是剛回國的無名之輩，沒能成功。同年冬，張君勱組織成立理想會並擬辦《理想》月刊，邀徐參加，未能實現。1924年春，徐志摩從家鄉硤石來北京準備籌辦《理想》週刊，計畫辦成像倫敦的《國民》那樣的雜誌，最後落空。1924年4月，泰戈爾來華時建議徐辦一份英文季刊以通中外文化之橋樑，他在這年冬季積極準備，也聯絡金岳霖任編輯，然而北方戰事又起。
在五四運動時期，中國新聞界有四種報紙的副刊最為著名，即《京報副刊》、《民國日報·覺悟》、《時事新報·學燈》和《晨報副刊》。1919年2月，《晨報副刊》（當時為《晨報》第七版）曾由李大釗主編，他把副刊作為宣傳新文化運動的一個重要陣地，魯迅的《阿Q正傳》等作品就發表於此。
自1925年10月初起至次年10月，徐志摩主要負責文藝版的編輯工作。他終於有了自己的領地，他的社會理想、政治主張與文藝觀念有了充分表達的機會，編者的浪漫個性也得以自由展現。但報紙天天出，副刊幾乎天天有，徐志摩感到稿件不足，但對稿件品質不肯苟且。與眾人交好的他請好友來稿支持，自己也不得不大量寫稿。
結束1925年春天的蘇俄旅行之後，徐志摩曾對蘇俄的社會現狀作了記述和批評，隨後在《晨報副刊》發起了「蘇俄仇友」的討論，在崇蘇的氛圍中顯得較為特別。在徐志摩主編《晨報副刊》期間，先後有兩場波及不同傾向的知識份子與文藝團體的爭論，雖然徐在爭論中身兼鼓動者與和事佬的角色，但還是明顯展現了他在政治、思想和文藝等各方面的態度。
1926年4月1日，《晨報副刊》專欄《詩鐫》問世，徐志摩與聞一多輪流編輯。《詩鐫》創刊號幾乎成了「三一八」慘案紀念專號。1926年3月18日，段祺瑞衛隊屠殺遊行請願的群眾。徐志摩寫下《梅雪爭春(紀念三一八)》，聞一多、饒孟侃、楊世恩等人也發表詩文譴責北洋政府之暴行。
這一時期的《晨報副刊》中，常能見到「志摩注」「志摩附記」字樣，這幾乎是編輯的特權，每當在來稿中遇到想表態的話題時，徐志摩便寫下有時比原文長的「附注」。張奚若來稿，一千多字短文《副刊殃》，編輯徐志摩一口氣寫近兩倍篇幅的附注，自解「長得荒謬的大尾巴，往往因為太長了拖在背後其實不像樣，爽性甩了它過來安在前面當幌子用」。畫家劉海粟來稿，一千來字的短文《特拉克洛窪與浪漫主義》，編輯徐志摩極感興趣，又寫三千字附注，因這「編者按」實在篇幅離譜，他直接另取標題發表。
「每天早晚報館送來總是一包，通信人大都是『神交』，不相識的，各式各樣的字體，各式各樣的文體，各式各樣的信紙信封。」接手《晨報副刊》後，喜好收信的徐志摩收到大量來信，除了來稿，有不少讀者來信抱怨編輯附注太長太多，也有來信批評他濫用編輯職權成天濫寫。徐志摩連忙在報刊上向讀者致歉，之後副刊裡的「附注」便少了許多。
但在編者按中，也有對青年作者的推薦和保護。他作短文向讀者和文學界介紹青年作家沈從文的散文之美。當時沈從文在文壇只是邊緣人士，在北京生活困窘，而被徐志摩誇的稿子又出了一稿三發的失誤，憂心為他人言語，寫文給徐志摩在《晨報副刊》發表聲明說明緣由，落款「於新窄而黴齋」。編輯徐志摩在刊登作者聲明後，又加了一節溫厚的附言，給年輕作者以寬慰，又向讀者肯定沈的才華，最後以一段俏皮話盈盈收尾：
從文：
不礙事，算是我們副刊轉載的，也就罷了。有一位署名「小兵」的勸我下回沒有相當稿子時，就不妨拿空白紙給讀者們做別的用途，省得攙上爛東西叫人家看了眼疼心煩。我想另一個辦法是覆載值得讀者們再讀三讀乃至四讀五讀的作品，我想這也應得比亂登的辦法強些。下回再要沒有好稿子，我想我要開始印《紅樓夢》了！好在版權是不成問題的。
志摩
在中國現代詩歌發展史上，前後只出了11期的《詩鐫》貢獻極大。徐志摩聯合聞一多、朱湘、孫大雨、饒孟侃、楊世恩等詩人，在《詩鐫》上宣導新格律詩的理論，進行創作實驗。聞一多在《詩鐫》提出「樂音的美（音節）」、「繪畫的美（詞藻）」和「建築的美（節的勻稱和句的均齊）」，成為新月派詩歌理論的核心。
此前，無論是胡適、劉半農、劉大白等早期白話詩人，還是後來的郭沫若等自由體詩人，都沒有認識到新詩之形式美的重要性。1922年前後的五六年間，詩人詩作如雨後春筍，可讀的卻非常少。從1920年代初期起，一些詩人提出重造新韻，但真正使這一設想具體化、系統化並付諸創作，是到《詩鐫》才開始。
「單講外表的結果只是無意義乃至無意識的形式主義。」徐志摩也對聞一多的理論作出部分修正，堅持形式與內容的完美統一，「一首詩的字句是身體的外形，音節是血脈，‘詩感’或原動的詩意是心臟的跳動，有它才有血脈的流轉。」在宣導新格律詩的實驗中，徐志摩的詩風有了明顯變化（儘管他的詩作在形式上與聞一多宣導的新格律詩有較大差異），從感情無羈的奔湧到注重音韻和節奏，作品進入另一境地，從而在中國1920年代的新詩壇上進一步鞏固了地位。
「Kissing the Fire」
「在當代中國文學領域，大概沒有哪個文體在審美判斷上遭遇到比新詩更嚴重的分裂。當所有的人都可以通過敲擊回車鍵的方式來寫詩，當文本細讀變成語焉不詳的賞析和高深莫測的黑話，當無數的詩歌獎頒給了無數的詩人，當大量水準參差佶屈聱牙的譯詩集被捧作現代詩的典範，讀者確實很難分清哪些詩人是江湖騙子，哪些詩作又不過是皇帝的新衣。」幾年前，詩人、評論家張定浩寫道。
「最初寫詩和對文學感興趣，我其實是因為徐志摩。」在上海巨鹿路《上海文化》的辦公室，張定浩對《南方人物週刊》表示，這天下午他在做雜誌的編務工作。中學階段，他在縣城讀書，能接觸的文學書少，但偶然讀到《再別康橋》時，他忽然有奇異的感受。「詩是讓你可以有感官性反應的，現在類似《再別康橋》這種的詩歌語感和節奏似乎很平常了，但這正是因為詩人的努力，才讓這種音樂性慢慢進入語言的日常化。」
在他看來，徐志摩這位新詩早期最有影響力的詩人，在今天幾乎被學院習詩者羞於提及，因為在文學史上，他所隸屬的19世紀浪漫主義詩學傳統，被描述成被法國象徵主義和英美現代主義詩學迅速替代的過程，仿佛某種被時代淘汰之物。但悖謬之處在於，在那些沒有受過文學史訓練的普通讀者那裡，徐志摩最好的一些詩仍在流傳，一直具有頑強的生命力，比如那首《偶然》。
「當代很多詩人，名氣很大，圈子裡都知道，但你能不能即興背出他的四行詩來，或者想出一個可以背出他四行詩句的當代漢語詩人？我覺得非常困難。我們現在頭腦裡知道一些詩人名字，但他們的詩沒有進到我們心裡。徐志摩的詩歌有能力自己生成翅膀，進入陌生人的心裡，不是靠他的名聲。他最後並不是活成了一個詩人的名字，而是化在無數能自己飛翔的詩句裡。」張定浩說。
到復旦讀中文系碩士後，張定浩第一篇論文寫的就是徐志摩，心裡像還債，也借機系統看了徐志摩全集，知道他在詩人之外的多重身份與多彩人生，更感受到句子背後的分量。他覺得徐志摩在《猛虎集》時的詩藝已臻成熟，但詩人去世太早。徐志摩寫過幾次康橋，早年到英國留學時寫過詩，後來又有一篇散文《我所知道的康橋》，再到《再別康橋》，「其實你會發現這個主題一直在他心裡，一首好的詩歌往往不是一次完成的，很多時候是反復打磨的結果。這首詩的寫作背景不是很輕鬆愉快的，而是有很多悲哀和沉痛，但在他那裡，所謂百煉鋼化為繞指柔，他把沉重隱藏在其中，轉化成一種音樂性的輕盈，按照辛波斯卡的話說，是‘竭盡全力保持輕盈’，這個力量是很強的。」
在他看來，徐志摩的個人生活遇到各種挫折，但始終熱情面對生活並做實事，「並不是像後來的很多詩人，從個人生活的不幸裡尋找養分，在受虐的感覺裡找到一種寫詩的能量。徐志摩和新月詩派，在中國新詩史上是很可貴的存在。新月派的詩人，除了徐志摩，不管是林徽因、梁實秋還是陳夢家乃至沈從文，他們在各自領域讓自己成為一個完整健全的人，這也是浪漫主義對人的期許，他們相信人的力量足夠強大，完全不同於1980年代一些只是為了寫詩、個人生活一塌糊塗或私生活很混亂的詩人。我覺得早期新詩作者的目標更大一點，並不只是要寫出好的詩來，他們希望通過寫詩這個事情，對整個人生有所改變，對生活有所改變。」
在《晨報副刊》的前後兩年多裡，徐志摩的詩文創作達到了一個高峰。他的第一本詩集《志摩的詩》於1925年出版，確立了他在詩壇的地位。詩集《翡冷翠的一夜》中的大部分和《志摩的詩》中的部分詩作，都是這一時期的收穫。散文集《落葉》與《巴黎的鱗爪》先後出版；《自剖》集中的大部分篇章也作於這一時期，還有許多抒情散文般的書信與日記。全集一半以上的文字，都是在這一時期完成的。正是這些流露情感、表達觀點的詩文，展現出一個飽滿的徐志摩。
「他（徐志摩）好像時時刻刻都在驚奇著。人世的悲歡，自然的美景，以及日常的瑣事……他天天都是那麼有興致。」作家梁遇春是徐志摩在北大英文系任教時的學生和《新月》月刊的作者之一，曾著文寫一個場景，「三年前，在上海的時候，有一天晚上，他拿著一根紙煙向一位朋友點燃的紙煙取火，他說道：『Kissing the fire』。這句話真可以代表他對於人生的態度。人世的經驗好比是一團火，許多人都是敬鬼神而遠之，隔江觀火，拿出冷酷的心境去估量一切，不敢投身到轟轟烈烈的火焰裡去，因此過個暗淡的生活，簡直沒有一點的光輝，數十年的光陰就在計算怎麼樣才會不上當裡面消逝去了，結果上了個大當。他卻肯親自吻著這團生龍活虎般的烈火。」
在宋炳輝看來，真誠地袒露自我個性，在20世紀一二十年代的中國知識份子中是一種時尚，它的魅力也正在於其所體現的勇氣。在「五四」一代的作家中，乃至在中國新文學史上，沒有誰比徐志摩在愛情至上和愛情神聖的觀念上走得更遠。宋炳輝在傳記裡花了一章講述徐志摩對浪漫之愛近乎宗教崇拜的強調，他對愛的推崇備至和無所畏懼的追求，正是在對立于中國禮法傳統的基礎上所確立的嶄新人生理想。這一理想本身雖然帶有強烈的個人主義氣息，但在整個時代大潮中，它的意義卻遠超個人。
與革命和戰爭相比，浪漫的戀愛自然更容易說到做到。這並不表明詩人缺乏對抗舊秩序的勇氣，只是他表達勇氣的方式不同。「他在短暫的生命中從未放棄對理想的追求，從而使他的人生呈現為一個20世紀中國浪漫主義者的完整形象。他把一個完整、統一、赤裸的自我作為一個活的象徵，投入時代與社會，用自己的生活及其創作，竭其終生之力宣導和高揚他的信條。」
藝術創造和婚戀遭遇，公共和私下的生活，作為時代思潮和作為個人信念的浪漫主義，對徐志摩具有同樣重要的意義。「一個人其實是不斷生成的，在吸收資訊、表達生命體驗的過程中，不斷地塑造出新的自我。徐志摩這樣開放的人，當然有一些變化，甚至是多變，我覺得也是正常的。」宋炳輝說。儘管如此，他認為徐志摩的生命裡有一種不變的浪漫主義精神，「羅素在《西方哲學史》裡分析浪漫主義的核心價值——為了一種理想，不管是什麼理想，可以是愛情、革命，他願意付出所有，哪怕為了抵達片刻的理想狀態，他也可以把一生全部付出，不計成本、不權衡利弊。」在這個意義上，徐志摩的創作、生活和社會活動，「恰恰都在貫徹浪漫主義的核心價值理念。」
詩人志摩：康橋與漫遊
愛是建設在忍耐與犧牲上面的。
——徐志摩 《眉軒瑣語》
但我不能放歌，
悄悄是別離的笙簫；
夏蟲也為我沉默，
沉默是今晚的康橋！
——徐志摩 1928年，《再別康橋》
1928年6月16日，徐志摩從上海出發，踏上赴歐的旅程。新婚後在上海一年半的生活不如他期待的那樣平靜與幸福。一方面，北伐軍挺進、北方政府崩潰，社會動盪不安，老家的婚房被當地「流氓」霸佔，父親受擾，而徐志摩赴京一時已無可能，混亂期只能留在上海租界。另一方面，他與陸小曼都頂著極大的社會壓力成婚，婚後生活卻渾渾噩噩，能創作的時間很少。二人拼盡全身氣力實現浪漫之愛後，發現接下來的生活並不容易。
6月25日，在海上，他給陸小曼寫信，「在船上是個極好的反省機會，我愈來愈覺得我倆有趕快wake up（覺醒）的必要。上海這種疏鬆生活實在要不得，我非得把你身體先治好，然後再定出一個規模來，另辟一個世界，做些旁人做不到的事業，也叫爸娘吐氣。我也到年紀了，再不能做大少爺，馬虎過日。近來感受種種的煩惱，這都是生活不上正軌的緣故。」
取道日本、再到美國，橫渡大西洋，到達英國與歐洲大陸，穿過地中海到印度，最後從南海回國，徐志摩繞了地球一周，大致是他早年求學時的路線，日本也是他與泰戈爾的同遊之地。故地重遊、舊友相聚是他這次旅程的主要目的。比起1925年的出遊，這次旅行有個很大區別，他不再盤桓在他崇拜的故人墓前——當時一邊被魯迅著文嘲笑，一邊也自嘲確實像「掛清明」。這一次，他忙著和現世的人們相聚。
再回康橋，整整六年，徐志摩從無憂學生成為一位有沉甸甸經歷的詩人、教授。由於沒有提前和朋友說，到康橋時，老友們都不在，他便在校園轉了轉。在英國時，徐志摩拜訪了老師羅素，二人徹夜長談，哲學家辛辣幽默如以往，待他溫厚。徐志摩原以為能在康橋見到狄更生，但狄更生已在法國，徐經巴黎、杜倫、馬賽準備乘海船回國，一路電報與之聯繫。狄更生竟一站一站地追這個年輕人，最終在馬賽相見。這位當初把徐志摩介紹進皇家學院，使他得以進入康橋文化圈的英國老人，不辭辛勞趕來與他告別。結束整個旅程後，1928年11月6日，他在南海上寫下了《再別康橋》：
輕輕的我走了，
正如我輕輕的來；
我輕輕的招手，
作別西天的雲彩。
詩句極輕盈，廣為傳頌，有詩人的無限眷戀、無限落寞與溫情。這首詩最初刊登在12月10日的《新月》月刊上，後收入《猛虎集》。回國後，他繼續教書和辦《新月》。1927年7月1日，新月書店開張，後來出版了大量文學作品，次年3月10日，徐志摩與胡適、梁實秋等人辦的《新月》問世。張奚若曾說徐志摩是個「一生沒有仇人」的人：「別人不能拉攏的朋友，他能拉攏；別人不能合作的事情，他能合作；別人不能成功的地方，他能成功。你看那《新月》月刊，新月書店，《詩刊》種種團體工作，哪一種不是靠他在那裡做發酵素，哪一種不是靠他在那裡做粘合物。」
這一次旅行中，徐志摩在探望泰戈爾及恩厚之夫婦時，也探訪了他們在印度和英國建設的農村理想樂園。彼時國內戰亂頻仍、民不聊生，他想，泰戈爾的農村復興計畫也許能為中國提供一種救渡的可能。泰戈爾的農村復興計畫已實驗多年。早在1924年訪華時，泰戈爾就有意將他的山迪尼基頓計畫在中國來個翻版，中國人中的知情者只有徐志摩、張彭春等幾人。這次旅行回國後，徐志摩與張彭春等人在江浙兩地實地觀察，想選浙江為實驗區。
上海的生活還在等著他，自1927年秋以來，徐志摩先後在上海光華大學、東吳大學、大夏大學任教授。1929、1930年，他繼續在光華任教。光華的教學讓他感到一種少有的樂趣，這對處於煩惱中的徐志摩來說格外珍貴。後來他致信陸小曼，「我決意去外國時是我最難受的表示。但那時萬一希翼你能明白我的苦衷，提起勇氣做人。我那時寄回的一百封信，確是心血的結晶，也是漫遊的成績。」
似乎在這一時期，只有學校才能讓徐志摩恢復以往的光彩。在光華大學聽過徐志摩講課的趙家璧回憶，那位長著白皙的臉、戴一副玳瑁眼鏡的年輕詩人散發著蓬勃生氣。徐志摩在光華英文系開設了《英國文學史》《英美散文》《文學批評》等課程。「他踏進課堂，總是把隱藏在他長袍袖底的煙蒂偷偷地吸完最後一口，向門角一丟，然後向我們打開話匣子。他有說，有笑，有表情，有動作；時而用帶浙江口音的普通話，時而用流利的英語，真像是一團火，把每個同學的心都照亮了。」
1930年春天，徐志摩把班上的學生帶到校園裡的樹蔭草地間講課。每天早上，學生們在校門口等候徐志摩的汽車到來。師生漫步走過籬笆，爬越小泥山，跨小溪，來到一片樹林中的古墓前。他身靠古墓前的古槐，學生分坐在樹蔭下的石條上，頭頂是滿天綠葉，有鳥歌唱。徐志摩吸完最後一口雪茄，便開始講課，他給學生們念赫德生（W.H.Hudson)的《綠色大廈》和《鳥與人》，講泰戈爾如何喜愛赫德生：「你們假若能去泰戈爾創辦的那所國際大學，住上一星期，你們才會感到宇宙萬物的可愛。我們要回到自然界去，這世界實在太髒了，什麼地方都是醜的。」
而每當走出學校，生活的煩悶與苦痛又等候著他。1929年1月9日，恩師梁啟超病逝。1931年2月下旬，徐志摩在胡適等好友的勸說和安排下離開上海，赴北京大學和北京女子師範大學任教。他原想舉家搬遷，但妻子不願離開上海，他便獨自北上。1931年上半年，他在北京上海之間的奔波有八次之多。家中開支大，徐志摩已做起房產生意，且生活節儉。這年下半年，他又兼任了南京中央大學的教職，開始了北京、上海和南京三地奔波的生活，直到登上1931年11月19日的那趟飛機。
此後三日胡適收到的電報摘錄如下：
11月20日下午2點35 分：「志摩到否，乞複。曼（陸小曼）。」
11月20日下午4點30分：「徐志摩無恙否？電華龍別業陳小蝶。」
11月20日下午6點45 分：「志摩不在，昨天紀念飛機失事，生活中最讓人難過的消息，羅莎琳德歆海（張歆海）。」
11月21日中午12點50 分：「轉胡，志摩罹難，國人悲慟。小曼將來，當共善後。美（邵洵美）。」
11月22日下午4點10分，在濟南處理善後事務的張慰慈等發給胡適電報：「胡適，摩體尚完整，昨晚己驗，今晚九時南裡，由安口，（沈）從文在此。（張）禹九今晚到。成、慈、若。」
「不斷被談論，不需要統一」
1980年，沈從文作為歷史文物研究者去美國講學，在朋友王際真家，看到了自己當時向王報告徐志摩遇難的一封信。當時收到遇難電報，29歲的沈從文連夜坐火車趕去濟南，為送別徐志摩做了許多事，但一直很沉默。在《北晨學園哀悼志摩專號》中，他留下的也只有電報文字。
第二年回國後，79歲的沈從文寫下50年前他在友人遇難後的心情：
志摩先生突然的死亡，深一層體驗到生命的脆弱倏忽，自然使我感到分外沉重。覺得相熟不過五六年的徐志摩先生，對我工作的鼓勵和讚賞所產生的深刻作用，再無一個別的師友能夠代替，因此當時顯得格外沉默，始終不說一句話。後來也從不寫過什麼帶感情的悼念文章。只希望把他對我的一切好意熱忱，反映到今後工作中，成為一個永久牢靠的支柱，在任何困難情況下，都不灰心喪氣。
在沈從文去世後，直到2002年《沈從文全集》出版，那兩首沈生前從未發表的、關於徐志摩的詩才面世。後來，學者張新穎在編纂《沈從文詩集》時也將它們收錄進去。徐志摩的死，是沈從文用一生去消化的事情。「死了一位坦白的人，留下多少衣冠紳士」，編者注：「這段似未寫完」。又注：「手稿的背後還有兩句」——
廿年十一月十九以後，
重新來活到一切年青人的心上。
在詩人90周年忌日的晚上，徐志摩紀念館館長羅烈洪還在忙碌。他最初讀徐志摩是上世紀90年代。在那個手機還沒普及的年代，他在西安工作和學習，給遠方戀人寫明信片。小小一張卡片，字數有限，留給了詩。他學著寫一些，也摘抄一些，「最是那一低頭的溫柔，像一朵水蓮花不勝涼風的嬌羞，道一聲珍重，道一聲珍重，那一聲珍重裡有蜜甜的憂愁……」
2015年，羅烈洪開了這一所民間紀念館，辦文化沙龍、講座，做微信推送——他原是徐志摩百度貼吧的吧主，幾年間與人無數場線上論戰後，覺得有必要為志摩做些什麼，「我不是學者，我就是志摩的一位粉絲。」2021年11月19日這天的沙龍上，還有一位從遼寧趕來的女士，她說起自己是因志摩而學寫詩。一位23歲的大學生中途過來送了一束白花，因為最近忙著考研，聽完沙龍，他幾乎是跑著回校備考。
「一個活的經典，恰恰就是在不斷地被談論，但是不需要統一。」宋炳輝覺得，對徐志摩也不需要定論，各人各有所得，一旦有定論，可能就成了定格在某個階層或時代的完成式，而不在我們的生活中，「在不同的時代、情形和階層中被人討論，這就是文學藝術的意義呈現方式。」
「我覺得和志摩很親近。」羅館長道別，要赴另一場關於志摩的約。夜晚的徐志摩紀念館前，仍有年輕戀人在拍照。「蠻熱鬧，這樣也蠻好，我想志摩也會高興的。」羅館長笑盈盈地望著。溶溶的月光漫在牆面，幾年前刷的外牆有幾處卷了漆，拍照的年輕人還在逗留，誰來了都會脫口而出那幾句，面對牆上那一張永遠年輕的臉龐：
悄悄的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的來；
我揮一揮衣袖，
不帶走一片雲彩。
圖文來源：南方人物週刊
編輯：楓筠